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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赢家的诅咒假说
         Rock的“赢者诅咒”模型假定投资者拥有IPO定价的主动权,但投资者和非知情投资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信息交流。当知情投资者得知所发新股具有投资价值时,往往会踊跃认购,使得非知情投资者被“挤出”发行市场,无法认购到具有投资价值的新股,出现“赢者诅咒”现象。为吸引非知情投资者参与认购 ,新股发行不得不低定价,低到足以弥补非知情者由于逆向选择导致投资偏差而造成的损失。根据Welch建立的非对称信息下的信息流模型,非知情投资者只在相信股票热销时才会申购股票,IPO定价太高使知情人不会参与申购,非知情人也不会参与,发行者很可能全盘皆输。为支持该论点,Amihud、Hauser和Kirsh(2001)实证证明,IPO发行时要么认购过少,要么极度超额认购而成功,很少有适度认购(认购量与发行量基本相当)的情况。
    (5)信息串联假说
    Welch(1992)认为:如果投资者连续地做出他们的投资决策的话,可以建立一个信息串联模型。信息串联的可能赋予前期投资者一个市场力量,从而前期投资者可以在认购时要求享有更高的抑价来开始一个正的信息串联,所以信息串联在解释IPO抑价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Welch(1992) 基于承销商可以通过分割市场来阻止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串联这一情况对自己建立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抑价与承销商承销业务的地理范围有关,这一发现和承销商声誉理论比较接近。Ami-hud,Hauser和Kirsh’s(2003)实证结果也支持信息串联假说。
    (6)信息显示理论
    信息显示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承销商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发行者不了解投资者的购买意愿。为了让投资者自己显示自己的购买意愿,发行者必须对于显示很强购买意愿的投资者进行补偿 ,抑价销售。Spatt和Srivastava(1991)的信息显示模型证明固定价格销售或者说抑价销售是最优的。Benveniste 和Spindt(1989)Beveniste和Wilhelm(1990)同样关注发行制度问题,得出类似的观点。在信息显示的实证研究上,目前存在一些非常弱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Hanley(1993)根据Bevenist和Spindt(1989)的信息显示理论,获得实证检验结论,发行者(承销商)不会根据报价获得信息调整发行价格;如果IPO的价格高于事前发行者确定的价格,IPO抑价就比较大。Hanley(1993)的实证研究发现,发行者仅仅根据发行获得的投资者需求信息轻微地调整其发行价格;同时,她发现发行价格高于事前规定价上限的IPO,则其IPO抑价程度远远大于其发行价格在事前规定的价格区间 ,而发行价格在事前规定价格区间之中的IPO,则其抑价水平又远远大于其发行价格低于事前规定的下限的IPO。Lee、Taylor和Walter(1999)在类似的实证工作中也证明IPO的信息显示理论。他们利用Singapore的一级市场的1973 ~1992年91个样本,实证证明一级市场上的确存在信息优势不同的投资者,而且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获得更多的IPO抑价。
    2.2  国内IPO抑价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IPO抑价现象的研究基本沿袭了国外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对信号传递理论和赢者诅咒理论的实证研究,但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王晋斌 (1997)在Rock(1986)模型基础之上,对我国IPO抑价现象进行研究。Dongwei Su& Belton M. Fleisher(1999)实证表明:IPO抑价在中国股票建立初期程度最高,IPO 高抑价水平的原因之一是相对较低的股票总供给。陈工孟、高宁(2000)对发行抑价的解释是:信息不均衡和其他风险因素并非发行抑价的主要解释因素。李博、吴世农(2000)采取了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结论:我国股票发行定价偏低现象原因是新股发行采取的市盈率法。徐文燕、武康平(2001)的研究认为新股上市后,承销商对部分股票托市,成为造成我国新股高抑价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莉 (2002)认为我国新股发行的确存在信息不对称,新股抑价程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Jing Chi和Carol Padgett(2005)认为中国IPO抑价可以从发行市场供需不均衡中得到解释,他认为,市场失衡是因为国内大部分个人投资者不知情以及IPO发行采用额度制造成的,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IPO抑价来传递发行公司的质量信号,但政府对新股发行节奏的控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中国IPO公司的抑价程度。Su和Fleisher(1999)、Chi和Padgett(2002)使用类似的不对称信息模型和中国股市的特征变量解释中国 A 股市场的IPO高抑价现象,张继强等(2003)利用 Allen 等人提出的信号理论和分离均衡假说对我国IPO抑价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春峰、姚锦(2002)结合信息非对称模型和“热市场研究”发现:风险状、流通股比例和上市公司数目等影响成熟市场IPO抑价的因素要么由于体制性因素不复存在,要么由于二级市场投资行为而影响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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