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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学者提出了欧、美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差异性。
欧洲债务危机是其债务问题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债务问题普遍性的持续发酵，具有必然性。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成员国的收支失衡问题引发的债务支付困难，表现形式是典型的债务危机，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危机。
美国债务危机也根源于财政收支失衡，但其引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011 年上半年，全球对于美国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明显的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和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巨大分歧，导致了“财政整固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最后标准普尔意外地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主要根源于政治决策机制带来的市场预期的逆转，是一种政治危机，表现了一种信任或信用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一定意义上是一场政治博弈，是一出政治闹剧。
除此之外，其他许多学者也指出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
林志江 认为，希腊债务主要原因是由于其核心支柱产业旅游业和运输业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经济增长缓慢，而连续几届政府为抵御右翼军事独裁者的影响，并为把左翼势力带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而不断地扩张政府在公共部门、社会养老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预算支出；同时，为了达到加入欧盟所需要经济指标的门槛要求而通过高盛投资公司来掩饰政府债务统计数据，进而使得预算赤字经年积累，并导致债台高筑；爱尔兰主权债务产生于政府为了避免国内751大银行的呆账而进行的政府融资；葡萄牙的政府借债则过度地用于私人投资而被私人投资机构高管所瓜分。而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产生于美国联邦政府持续扩张的军事支出和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主权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用新债来偿还旧债。郑慧认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西欧经济体对欧洲内部新市场的需求源源不断，因此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欧盟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逐步显现，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垄断了对外出口。事实上，除德国外，大部分欧元国家的经常账户都为逆差，且在1998年至2008年间出现过急剧恶化。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欧洲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即允许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施核心和外围国家分步走），造成弱势和强势国家的差距加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围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文持当前财政赤字，从而陷入结构性衰退。同时，他也强调了欧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美债危机凄风苦雨犹如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但其本质却差以千里。薛莉认为，雷曼兄弟破产后引发的金融危机，应当说属于恐慌性危机，市场对于雷曼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相关金融产品可能导致的损失、对于危机可能持续的时间和冲击的力度等，都缺乏清晰的了解，市场处于恐慌之中；而当前的债务危机，则是风险性的危机，欧美债务的上升是宽松财政政策救市的必然后果，应当是市场早已预期的，只是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充分关注而已。所以，这次市场动荡并非新危机的开始而是金融危机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