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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市场分割假说
Wasserfallen和Wittleder（1994）[12]认为新股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在二级市场上市，这两个市场是分割的，那么发行与上市之间必然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在这一间隔内我们无法预料二级市场会发生什么，如果新股定价时参考二级市场的情况，随后股市又大幅下跌，就会导致新股破发，即跌破发行价。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承销商在为新股定价时会人为地压低价格，为新股上市后可能的价格下跌做好准备，照此推断，新股发行与上市的时间间隔越长，未来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抑价的程度也会越大。
2.2 国内对IPO抑价现象研究综述
纵然西方有许多理论解释，但众多实证结果表明，理性理论对IPO抑价之谜的解释力并不强，尤其是我国的发行市场相对于国外具有特殊性，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国内的IPO高抑价并不适合。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长期居高不下，国内IPO抑价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检验上，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检验西方的抑价理论是否能够用于解释中国的新股抑价现象，二是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寻找IPO抑价的影响因素。
2.2.1 西方抑价理论的检验
Hui和 Mok（1998）[13]研究了1992年5月l日至1993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沪市上市的101只A股和22只B股，得出结论A股的平均抑价率为289%，B股为26%，A股和B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田嘉和占卫华（2000）[14]使用单变量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IPO首日收益率与投资银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IPO市场并不支持投资银行声誉和IPO抑价负相关性的假设，并认为这是中国IPO定价行政化管制的结果。
Liu Ti（2003）对“赢者的诅咒”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市场反馈理论”和“从众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样本选取1999至2002年发行的354只新股，最终得出结论：“赢者的诅咒”、“信号传递理论”和“市场反馈理论”在我国股市上的实用性并不明显，“从众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新股发行抑价现象，也就是说我国股市的超额回报率主要是二级市场价格过高导致的。
靳云汇和杨文（2003）[15]根据发行机制不同将1996年至2001年期间沪市新股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检验了新股发行的先验不确定性假说、承销商声誉假说、信号假说、市场氛围假说等理论在中国市场上的适用性情况，每个假说仅取一个解释变量，结果发现每种假说的解释能力在不同的发行制度下差异显著；通过考察模型结构的不同，最终得出结论，新股抑价发行的解释模型在三个阶段中经历的变化是由发行制度引起的。
2.2.2 中国特有制度背景IPO抑价现象的解释
Fleisher和 Su（1998）对1987年l月l日到1995年12月31日在我国深沪两市发行的308只新股进行了研究，发现存在严重的IPO抑价现象，新股首日收益率平均达到948.6%，他们认为这是由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官僚腐败和政策不确定等原因造成的。
陈工孟、高宁（2000） [16]选取的总样本是 1992年至1996年这5年间发行上市的480只A股和85只B股，他们的研究得出的抑价率较低，A股为33.5%，而B股市场只有26%，以发行与上市的时间间隔来衡量的A股市场风险以及近期配股计划与发行抑价率成显著正相关，但这不适用于B股市场的情况。
卢杰（2009）[17]选取了在内地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的A股和H股样本，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到了两地影响IPO抑价的不同因素，研究发现，特殊的发行制度和“投资者情绪”是导致中国内地A股市场抑价率过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