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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意义在近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时局中，商人为文护社会经济稳定，保障自身利益组建了武装力量，是为商团。近代商团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各有其特点，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建立的体育会和商团，是时局动荡中的商人自发组织武装力量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举措。在稍后历史阶段的一些地区出现的商团，是商人为了保护身家性命。在单纯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有的商团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全部积极的，在历史进程中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因此，对于近代商团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商团进行分析比较，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深刻的认识商团以及其活动和意义，进而有利于认识、分析商团的主要组织参加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阶段的发展情况以及其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3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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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回顾
对于商团的研究在起初很少，即使涉及也仅仅是对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略有叙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成为研究的热点，商会与商团作为资产阶级的组织团体也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研究商会与商团的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起初研究商团的成果要比商会的多一些，比较有代表的是沈渭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载《历史研究》，1980（3）；皮明庥《武昌起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见《纪念辛亥革命十七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朱英：《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载《近代史研究》，1986（5）；然而在日后的研究过程中，商会的研究成果比商团多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商团资料的匮乏和商会的影响较商团突出一些。但是随着商团档案的陆续整理公布以及相关史料的出现，特别是《苏州商团档案汇编》，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商团最丰富的史料集，对研究商团提供了便利。论文网
三、框架结构以及创新之处
近代中国商人组建的商团，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上海类、广东类。上海商团的建立是中国商人创建准军事团体的开端，然而上海商团存在时间较短、现存史料不足、影响力有限。与之相比，属于上海类型的苏州商团存在时间较长，苏州商团最早可追溯到1906年，终结于1936年，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以及北洋政府三个时期，长达三十年之久；属于广东类型的广州商团军事力量雄厚，发动了反政府叛乱，影响巨大。同时在中国近代苏州、广州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苏州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而广州地区的商业发展以及商人阶层是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而迅速生成的，规模大、买办性更强。于是本文以苏州商团和广州商团为例，试从商团产生背景及苏、广商团的生成、功能、终结方式三个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以新史学观点去认识分析在近代中国新旧交织的岁月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四、主要观点
以上海商团为滥觞，苏州商团和广州商团相继成立。苏、广商团都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商人阶层通过武装自己的商人团体，建立准军事力量，打击任何有损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和文护自身利益。但是由于苏、广商团的地域不同，而又有其各自的特点。苏州物产丰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顽固的封建经济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重叠下的商业发展以及商人团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是中国内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结果。而广州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古至今都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对外联系较为广泛，广州商业发展以及商人阶层是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而迅速生成的，规模大、买办性更强。苏、广商团究其本质都是商人为文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军事力量团体，其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但又有所不同。苏州商团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政治功能较弱，而广州商团兼具了经济与政治功能。苏州商团在传统民族资产阶级的带领下较好的文护了商人的利益而无政治作为，最终无法摆脱被改编的命运，但是它又不愿接受改编而自行解散。广州商团在成立初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文护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经过1919年改选，被广州大买办、大地主所利用公开武装抵抗政府又而被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