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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份认同与消费方式关系的变化上，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同的消费方式的选择，可以建立和文护不同的身份（金晓彤、崔宏静，2013），并总结了后工业社会以来消费方式建构身份认同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 品取代等级和阶级成为建立新的身份的首要因素。
第二,为了显示个体独一无二的品质，某些社会成员在消费方式的选择中，不参照任何群体和阶层，以此来自我区分，远离任何一个集体。
第三,社会变革变快，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速，通过某种消费方式建构的身份体系动荡性加强（姚建平，2006）。
个体不能脱离于社会而单独存在，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包含个人、社会两个层面的内容。
从个人层面上来看,个人认同也会影响消费方式的选择，个人定位不同，消费方式的选择也有差异性（章泽文，2013）。个体在实现个人认同的基础上，选择与自我定位相适应的消费方式，继而回答了 “我是谁”的问题，实现自我层面的社会化。（吴瑶，2009）。
在社会层面上，个人在与群体其他成员会互动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归属感，需要获取来自群体成员的共同认同。选择群体认可的消费方式，可以实现定位群体身份的目标，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吴瑶，2009）。不同群体的消费行为表现出异质性，为了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同一群体的成员在消费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一致性，并与群体的阶层定位相适应（彭华民,1996）。
2．3 农民工身份认同与消费方式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时间较短，国内许多文献主要研究整个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比较薄弱。
2.3.1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
（1）宏观角度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户籍、身份等因素约束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是接受自己“边缘人”的身份，并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制度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待遇（陈映芳，2005）。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快，农民工群体便试图通过各种新的方式为自己建构新的社会认同(王卓梅，2012)。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消费方式表现出更多的认可，在消费行为方面呈现出模仿城市居民的特征(纪江明,2013),与原有的农民身份相比，他们更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李伟东,2009)。
除了户籍制度外，身份认同还与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深层文化因素息息相关。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从初期刻意的模仿城市居民的穿着到将生活方式内化为一种习惯，农民工开始自觉接受城市的文化特色(周明宝,2004)。在社会交往方面，农民工认为，农民工这个身份是外界、特别是城市居民强加给他们的偏见，部分农民工甚至自我否定其农民工身份(彭远春,2005)。
（2）微观角度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民工的身份具有过渡性的特征。作为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他们依旧是城市人眼中的农村人，而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绝大多数农民工否认和模糊自身农民户籍，认为自己是城市人（闫超，2012）。务农时间越短、留在城市意愿越强烈、对城市的印象越正面的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感越低（彭远春,2005）。
初期，农民工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定义的身份认同，随着自我意识的提高和市民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工已经可以主动选择如何建构自身身份，具体过程如下：通过炫耀性行为淡化原有的农民身份——以城市居民为参照，选择消费方式，完成经济层面的市民化——自我素质提高，实现社会、文化层面的市民化（刘胜，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