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文茨在其1952年发表的题为《证券组合选择》的论文中提出,投资者在努力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努力缩小收益的不确定性。于是,他利用期望收益衡量预期收益,利用方差衡量收益的不确定性,建立均值方差模型进行决策。29457
由于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与方差的计算十分复杂,威廉•夏普(1963)提出单因素模型,之后发展出多因素模型,,使其可以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上得到广泛应用。
威廉•夏普(1964)在证券投资组合的基础上,假设投资者均利用均值与方差决策,正式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罗斯(1976)则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PT模型)。与CAPM相比,APT模型的嘉定条件较少,拥有更大的利用空间。
但是,CAPM模型的准确性一直受到广泛的质疑。论文网
罗尔(1976)首先提出质疑,认为无法证明市场指数是有效市场组合,所以CAPM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明。
另外,CAPM模型将风险仅仅归因于系统性风险,对公司的资本结构、行业因素等微观、中观因素未有涉及,也无法解释中小市值股票具有超额收益的现象,且必须建立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故难以在现实中得到运用。
Reinganum(1981) ,LakonishokShapiro(1986)发现平均股票收益与贝塔值的线性关系从70年代后期开始消失,许多其它因素被发现对于股票收益具有显著解释能力。
Fama 和 French(1992)在对标的股票按规模大小与贝塔值进行二次分组,消除贝塔值与收益的多重共线性后,发现二者的线性相关不显著,即传统CAPM模型不成立。因此,他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在CAPM的市场风险之外,又引入公司规模与账面市值比建模,得到更好的拟合结果,也解释了小公司收益大于大公司的市场现象。
Kothari,Shanken和Sloan(1995)认为,Fama 和 French的结论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如果将收益率度量从年收益率改为月收益率,就无法拒绝月贝塔值与月收益正相关的原假设。同时,他们认为它们获得的公司账面市值比数据存在生存者偏差,只考虑了现存高账面市值比股票,而没有考虑破产退市的高账面市值比公司,导致系数估计出现偏差,最终使其资产收益率与资产贝塔值无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可能出现错误,即经典CAPM仍然是正确的。
目前,对CAPM的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传统CAPM模型,即资产收益率是否与资产贝塔值存在线性关系进行检验。另一个方向则是在传统CAPM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其他新变量,构建多因素模型,以不同时间段、不同分组方式检验模型有效性。
而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杨朝军(1996)对1993至1995年所有上海A股进行检验,取A股指数为市场指数,并打破传统CAPM模型实证检验的局限,引入公司股本大小、流通股比例、净资产盈利率、股票成交量这四个变量构建新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回归结果,多因素模型在我国市场数据拟合度不是很高,系统风险并不能完全决定股票收益率,新加入的其他影响因素对股价均有影响,传统CAPM不能完全实现定价。而股本大小、流通股比例、净资产盈利率、股票成交量等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大小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净资产盈利率、股票成交量与股价呈正相关,股本大小、流通股比例与股价呈负相关。
陈浪南、屈文洲(2000)运用上海股票市场的数据,根据上涨、下跌与横盘三种市场状态进行时间分组,以此检验贝塔值对收益的解释能力。根据拟合结果,三种状态下贝塔值都很不稳定,说明我国股市投机气氛较浓。同时,无风险收益在大多数时间拟合值小于零,说明传统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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