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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刚（2003）认为，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月4日，选择上证30指数中26只连续交易个股，以上证综合指数为市场组合，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进行实证检验，可以看出一个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与组合中的股票数量无关，证券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随着股票的数量增加而减少，一个充分分散的证券组合的收益率的变化与市场收益率的走势密切相关。其波动性或不确定性基本上就是市场总体的不确定性，即无论投资者持有多少股票，都会面临系统性风险。
毛晶莹（2004）选取1997年1月至2001年12月时段相对连续交易的深圳A股共205只，将三年数据分为三组，同时加入非系统性风险等非传统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股票收益与贝塔系数的线性关系不成立，拟合无风险收益不等于真实值，均不符合CAPM要求，从而得出深圳A股不符合CAPM模型的结论。
宿成建（2006）选取1994年至2006年账面市值比为正的个股，基于月度收益，在每年6月底根据公司规模与账面市值比高低将样本分为751组，即：小规模成长股、大规模成长股、小规模中性股、大规模中性股、小规模价值股、大规模价值股。根据实证检验，我国证券市场小规模股票存在明显正溢价，且只有与账面市值比相关的贝塔值可以用于解释收益，所以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多种不符合CAPM模型的现实。
徐康（2006）将2001年1月至2006年12月的数据以两年为周期划分为三组，选取60只个股并根据贝塔值大小排序再分为三组利用横截面回归法进行检验。实证分析发现，上海股市系统性风险与收益不存在CAPM理论所预料的线性关系，且结果随机性大，与我国证券市场不成熟有关。
徐之岳（2010）在31个板块中各选取一只个股，取其2001年1月至2010年6月这十年间的月度数据，以上证指数为市场指数，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收益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R-squared系数不高，模型对收益的解释力不强，由于CAPM建立在大量假设基础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适用。
相反，朱顺泉（2010）通过检验2003至2006年随机选择的80只沪市A股，以上海A股指数为市场指数，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进行周级别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平均超额收益率与对应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与非系统性风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模型常数项拟合值为负，说明在该时段内上海市场投机需求大于投资需求。
丁琳（2013）认为，由于随意选择用于实证检验的个股可能产生选择偏差与测量误差，对最后的检验结果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且，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静态分组的方法，只在研究过程中计算一次贝塔值，并以此来衡量这只个股的风险状况，这样不考虑公司经营情况的测算方法在长时间检验中无疑是不准确的。因此，其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1994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动态分组进行实证检验，弥补时间段短、样本量小与静态分组存在的不足。在使用无长期停牌个股、以上证综指为市场组合、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的情况下，认为平均超额收益与贝塔系数拟合较好，CAPM相关理论成立，仅因为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少量假设不符合。
在前人的研究中，既有对CAPM的支持，也有对CAPM的质疑。但在前人对我国证券市场是否适用CAPM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只使用了少数个股数据，在样本的选择上有一定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这可能导致检验结论出现偏差。
对于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应用，本文选择较新的数据，且是不经主观挑选的全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使用2602家上市公司729个交易日的交易说句，可以尽量避免数据选择偏差，保证实证检验数据的质量，而不能随意选择个股或选择少量个股，得出更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的结论，并据此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