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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J. Denisa ,Igor Osobov[1]（2008）在文章中表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盈利性越好以及留存收益在总权益中占比越高，股利支付就越频繁。即便企业所在国家的总体股利支付水平有所降低，也仅代表平均水平。但除美国之外，还不存在确凿证据证明股利不支付者和支付者之间的相对股票价格与其支付倾向之间存在系统性的正相关关系[2]。3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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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股利政策的研究集中于理论和现金股利支付。吕长江和王克敏[3]（1999）对我国1997、1998两年度内支付股利的316家上市公司分析表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受股东权益、公司规模、代理成本、盈利能力、流动能力，负债率和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影响，同时股利信号功能的解释并不能涵盖全部因素。论文网
沈艺峰、黄娟娟[4]（2007）立足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特征，以研究股利迎合理论。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多考虑大股东的利益偏好，而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需求，公司的股权越集中，越愿意发放现金股利，实际支付的也越多。
高舒[5]（2008）基于沪深A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行业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肯定行业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认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差异，且差异性普遍存在于各行业间；同时，行业的差异性虽然存在，但是影响程度不大，约占现金股利政策变动因素的2.5%。
刘霁[6]（2013）在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中发现，该行业公司股利支付情况良好，只是股利的支付水平不高，这与我国金融业处于成长期有很大的关系，于是相应的，可以发现公司的成长能力越强，股利支付水平就会相应地处于偏低的状态。
国外的学者大多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及与公司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而较少从公司自身角度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根据其选定的样本、假设不同，其结果也不同，缺乏系统性[7]。总的说来，中外学者均未就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达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所以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不可忽略股利政策的研究存在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David J. Denis a and Igor Osobov.Why do firms pay pidends?: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pidend polic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2008，Vol.89.
[2] 王敏、刘彤.我国股利政策实证研究综述：基于代理理论、信号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 [J].商业会计，2013,21：99～101.
[3] 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2：31～38.
[4] 黄娟娟、沈艺峰.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究竟迎合了谁的需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07，8：36～43.
[5] 高舒.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行业影响分析——基于沪深A股数据[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 刘霁.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 朱南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8] 王晶、李竹欣、胡先杰.“实物分红”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3,24:117～119.
[9] 赵博.管理层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0] 孙瑜哲.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 匡可可.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南金融，2013，1：36～ 38.
[12] 邬佳伶.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3] 冯舒婷.金融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分析[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