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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对新农合的认知程度对满意度的影响 何敏媚等通过对六安市某县医院患者的调查发现，这些患者对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新农合起付线、报销比例、报销程序等均知之甚少，住院患者尚且如此，遑论普通的农民。同时文章还建议在通过宣传来提高新农合知晓度的同时，要注意避免浮夸以免误导群众[6]。许朗等认为农民对新农合的认识并不深入，只是将其当成一般的保险来对待，参合的动机除了万一生大病时能得到补偿减少损失外，从众随大流现象严重。另外，由于通过亲朋好友的转述而形成的认知水平大多停留于表面，农民对新农合的期望程度虚高，这可能会在农民的实际报销和补偿中造成落差并引发争议，导致满意度下降[7]。段春阳等认为农民都知道新农合制度，但对其认知度不高，他们发现知道新农合报销范围的农民仅占总人数的42.64%，而知道起付线标准和封顶线数额的人数比例更少，分别为38.13%和35.74%。而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获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干部的宣传，从电视媒体、网络和报刊杂志等渠道了解新农合制度的人数少之又少[8]。
3.新农合政策制度对满意度的影响 高祥春等在基于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新农合制度在参合农民心中的可靠性、增加疾病报销种类、改善服务质量等均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影响[9]。张菊等认为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通常不是大的疾病，而是一些头痛脑热之类的小病，但这些小病又不在报销范围之内，这意着农民只能自掏腰包。新农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报销范围等相关报销规定作出适当调整[10]。吴妮娜等认为提高新农合参合率和筹资水平会释放农民的住院服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参合农民对卫生服务需求的满意度；但保守的新农合补偿政策不利于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水平，随着筹资额逐年的增长，有必要通过医疗保险的精算来制定合理的补偿政策，促使基金使用率和参合农民受益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11]。
4.医疗服务状况对满意度的影响 魏凤等利用stata统计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后得出，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和价格、硬件设备状况、常见病医治能力等对新农合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就医方便程度、医疗机构人员服务态度等显著性程度不高，却也具有正向作用[12]。俞敏洁等认为补偿服务不能及时到位是新农合运行存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于县外就诊人员在回到本乡镇办理补偿手续时常常遇到办理机构人员不在位的情况，导致来回折腾很多次才能办理，影响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13]。董兆举等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农民都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满意率低，指出基层医院和村卫生室的就诊报销比例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同时还认为遏制医疗费用上涨过快是新农合管理的当务之急[14]。
综上所述，影响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农民个人基本情况、对新农合的认知、新农合自身政策制度及医疗服务状况等方面，本文将围绕这些内容设计调查问卷并对山西省吕梁地区的部分农民展开调查访谈，以期亲身探究他们对新农合的满意度。
[1]Hart L Gary,Larson Eric H,Lishner Denise M. Rural definitions for health policy and research.[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5,vol.95(7),pp.1149-55
[2]Höglund, S. (1990), Farmers' health and safety programs in Sweden. Am. J. Ind. Med., 18: 371–378.
[3]Devadasan Narayanan, Criel Bart, Van Damme Wim etal.Indian community 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provide partial protection against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J].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7,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