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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平话民间成分较大，所以，平话里的张飞形象更多的带有平民色彩。演义文人创作比重较大，张飞的形象往历史靠拢的就多，更多的具有将军气质，失去的平民色彩也就多。有论者指出了这一点，说：“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张飞的出身,这使得在三国故事发展过程中,市民作者们可以从先主织席贩履的穷困生活出发,把他们喜爱的英雄安排为市井生活中的一员。张飞出身的有意安排就决定了他所体现的已非历史原貌,而是市民阶层的代表。”[5]
（四）由一览无余到张弛有度
《三国演义》中张飞同样爱打抱不平，嫉恶如仇，在不少微小片段中他得正义感都时有展露。但与平话不同的是，张飞嫉恶如仇的行为却没有演变成血腥、暴戾的杀戮。比如：他想打死督邮替民除害，但也终究只是鞭打惩戒却不伤害他得性命；想要斩杀护送军人解救卢植，最终也不曾伤害无辜者的性命；想泄轻视之愤杀掉董卓，却终究单是另外投向其他地方并不曾伤害董卓一丝一毫。可见，作品在充分展现张飞嫉恶如仇性格特征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恰当的把握分寸，也就是嫉恶如仇的度。来自民间的极端报复手段被充满宽宏仁厚的惩戒取代了，张飞令人敬重的气度越发的展现出来。可以说，演义里的张飞形象张弛有度，不再是一鲁莽不堪的张飞了。
三、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张飞形象塑造的变化
（一）由简单到丰富的转变
民间作品往往具有脸谱化、类型化倾向，说好就十分的好，说勇就十分的勇，说坏就十分的坏。文人创作往往不同，表现在张飞形象的塑造上就是由简单到丰富。这也是文学作品发展的必然规律。《三国演义》经由了漫长的成书过程，故事要拉长，人物的心理也要揣摩，所以，后出的演义比平话丰富是必然的选择。
如两部作品都突出了张飞的勇猛。《三国志平话》用夸张的手法简单表现了张飞的勇冠天下；而《三国演义》却在突出张飞勇猛的同时，第一次细致、连贯地刻画了张飞的智谋。在勇和智的相互映衬之下，《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体比史传里面的张飞更细致、生动，比《三国志平话》里面的张飞更具有敬贤爱士的将军气质。
两部作品中的张飞也都有暴的特征。《三国志平话》中的民间张飞只是简单的暴戾，而且近乎血腥，一度呈现出浓厚的草莽气。《三国演义》作者大体上继承了史传和元代艺人赋予张飞的粗暴性格，但《演义》中张飞形象固有的暴戾因素下降了许多，相对地，张飞的智勇双全和情深义重却在此类情节中被突显出来。
（二）由平民向英雄的转变
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故事在数量上远不及元代，但此时期的张飞形象与《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平民形象大为不同，体现出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鲜明的英雄特征。
比如《三国志平话》元代民间作家主要通过粗犷的外貌、粗俗个性化的语言和莽撞的举止三个方面塑造张飞的平民形象。《三国演义》作者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但在继承民间张飞特征的同时摒除了民间形象“俗”的特征。《演义》张飞的语言仍旧个性十足，处处彰显人物粗犷的性格特征。但较之于民间张飞的语言，其粗俗和“俚”的成分则明显降低了许多。在一一展现张飞举止的粗莽时，《演义》也再现了张飞的不凡气度。敬爱君子的事迹再次被浓墨重彩地隆重推出，书中的“义释严颜”突出张飞敬爱君子的国士之风。这些变化使《演义》张飞保留粗犷、豪爽的同时却不再世俗、浅薄，由此更加趋向于正大、威严的史传将军。
平话和演义的张飞之所以保持那样的性格，是由于人物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平话里的张飞带有草莽英雄本色，平民色彩浓厚。演义里的张飞，更多的是将军的模样。作者把他拔高了，所以，张飞就更多地脱离了自己原先的身份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