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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上文人更多创作烙印的《三国演义》却也因此丢失了一些《三国志平话》里的张飞形象的某些劳动人民的成分。如论者所说：“虽然平话里说张飞是‘家豪大富’，可是他这种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的性格，却带有某些劳动人民的特征。在民间传说里，张飞的形象已成为勇敢、直爽的草莽英雄典型。”[6]《三国演义》里的的张飞形象作为将军和武夫的特点已经盖过了劳动人民的色彩了。
四、张飞形象塑造变化的原因
（一）创作的社会背景不同
1．《三国志平话》创作的社会背景
元的掌权者是蒙古族。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广大汉族人民处于被压迫、剥削的地位，生活苦不堪言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元一代，反抗斗争的火焰从未熄灭过。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诞生于民间的。而元人以豪放、个体的强大、气质的粗犷为美，《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以粗犷、勇猛为性格的主导方面，这正是受元代尚武、尚粗犷的社会风气影响的具体表现。
2．《三国演义》创作的社会背景
作者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为元末明初，终元一代，汉族及当时治下广大兄弟民族受尽蒙古的欺压，渴望本民族的强盛与复兴，是每一个汉族人的愿望；而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其强烈的外在情感则转化为追慕祖先们的曾开创过的宏图伟业，以此弥补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痛苦。罗贯中既有乱世的经历，也有和平年代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既有乱世特点，也有治世渴望，并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加以寄托。如论者所说：“罗贯中在明朝建立之后还活了十几年，因此他不仅看到了社会的动乱，而且还看到了社会由动乱走向安定的开始。”[7]
（二）作者和接受者不同
《三国志平话》的作者则本就是普通百姓，他们“说话”的目的就是通过娱乐市井百姓而赚钱谋生。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三国志平话》的作者们只了解社会最下层百姓们的需求和心理，对于更高层次事物的描摹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由于张飞的武将身份及其在蜀国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了最易于民间作家加工、改造的形象。加工、改造也必然是向着民间作家们所熟悉的方向进行。
《三国志平话》的听众、观众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市井百姓，他们的喜好势必会影响到作品的创作，进而从作品中体现出来。元代张飞形象的市井化就是很好的证明。元代的百姓在异族统治和阶级压迫之下，生活可谓苦不堪言，一些人就可能因此而丧失了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认为改变现状、出人头地是遥不可及的。说话的艺人用出身低微却乐观进取的张飞的形象鼓舞百姓，给市井百姓们以精神上的支撑。聆听张飞故事或许会使他们改变生活状况的愿望更加迫切，也更加相信自身的能力。
相对于《三国志平话》来说，《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文人气息更重，其创作的文学艺术性更强；其接受者的普及面更广、更多。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之际，其自身的文学素养较高，书生意气浓厚，因此在他的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免带有文人创作的特点，其文学创作的高度不仅带有娱乐性，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意义。他看到蒙古贵族统治者的专横残暴，饱受了民族压迫的苦痛，所以他尊崇继承汉室的刘备，是有政治用意的；何况自南宋以来，民间艺人的倾向就是尊蜀抑魏，他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处在他的时代，他的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罗贯中对魏、蜀、吴三国自有一套顺逆是非的看法。他认为刘备的蜀国应该是合法继承汉朝的，是正统的；而魏、吴两国不过是僭位和篡窃。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人物塑造、故事演述和材料取舍方面就自有一套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