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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认为躬耕是新生活的起点，应该主动融入农民的生活中，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找到挚友。魏正申先生说“诗人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2] 在重视门第的晋朝，诗人看够了恃强凌弱的社会现状，想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不拘身份，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社会关系，这种想法在《桃花源记》中有很清晰的表达。他希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真心实意的，男女老少和睦相处，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以及封建社会的繁文缛节，更不存在虚假客套，大家都随性而为，快快乐乐地生活。
“真”是陶渊明一生的追求，无论是在与人交往，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亦或是他的五仕五隐以及最终决定归隐田园，不再入仕，无一不是缘于其“真”的个性。陶渊明从小就住在孟嘉家中，孟嘉是当代的名士，性情温和，爱喝酒，即使喝多了，也从来不做出格的事。陶渊明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孟嘉行事作风的熏陶，环境塑造性格，他形成率性任情的个性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读书的态度：重兴趣
陶渊明从来不会抱着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读书，在《五柳先生传》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喜欢读书，但是却从不过分咬文嚼字，只期望达到“会意”的程度，但求能“乐志”而已。不受世俗名利的驱使，不为出名，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读书因为自己爱读，仅此而已。陶渊明陶醉在读书带来的乐趣里，感悟书中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怡然自得。因此，生活中有了感触，凭着他丰厚的知识储备，既能如实道来，也能准确道来，不掩饰，也不矫情，率性而又自然。
陶渊明读什么样的书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以时代的主流为准。两晋时代，许多文人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751经》的研究上，转而关注《老子》、《庄子》。陶渊明则不然，他的涉猎领域不仅包括当时的主流文学，还包括儒家经典以及历史、神话等方面。陶渊明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少年时期喜好读儒家经典，在他后来所作的《饮酒》组诗中，曾回忆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751经”（其十751），由此他的思想中有了儒家的经世观念。在他的一生中曾经追求入仕为官，全身心地报君效国，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再加上其高祖一生的经历，对他经世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说在陶渊明的内心里想像一般士人那样，佐明君以成贤臣，但也是有条件的，即做事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心。在《咏三良》中却说到“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他却又担心自己身居要职之后与世俗合不来，陶渊明在还没有身居高位的时候就有此担心，可以看出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愿违其心以适应污浊社会的人。如果陶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猛志”就随波逐流的人，那他大可不必“惧时我遗”，因为不合又怎样，改变自己的性情不就可以了吗？可惜他不是，所以他有此担心。陶渊明读儒家经典有所感悟，希望辅佐明君，实现自己理想，同时又不愿违背初衷，但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洁身自好的他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在他做出努力的尝试之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入仕的做法，回到自己向往的大自然中，以耕为业，以书为友，以酒为伴，过着潇洒自在的生活。
（三）五仕五隐：重本心
在陶渊明的五次入仕中，因所仕的对象不一样，在任长短有别，入仕目的各异，但有一个特点却是共同的，即：仕途盼归来，天天地盼，甚至有时候刚上任就想辞官归田。陶渊明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之后，官场的种种腐败、污秽的现象让陶渊明产生了极重的厌恶之情，他觉得这种充满欺诈的官场生活带给他的心灵上的创伤远比“缠己”的“冻馁”大得多，也严重得多。他只想尽快离开官场，过自己“无世情”的田园生活，以疏解内心的压抑和痛苦。他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幕做官是被动的，因为孟嘉做过桓温的参军，为了报答桓温的知遇之恩，因此才劝说陶渊明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效劳。陶渊明这次违心地做出入仕的决定，在我看来，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其不违其心的个性的赞扬，因为陶渊明有对外祖父的感情因素在，对外祖父的倾慕让他做出了一点退让，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快就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流露出了对当时处境的厌恶情绪，更希望能早日摆脱这种生活。陶渊明崇尚自然，实在无法融合到这样黑暗污浊的社会当中。之后的两次出仕也都很快尝到了在官场里必须要违心做事的痛苦，这种内心的煎熬是他不能承受的，所以也很快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