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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酒风流 怡然自适
归田后，陶渊明的生活更明显地刻上了艺术的特质，虽然时常有衣食之忧，但是在精神上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特个性：在辛苦的农耕之余，形成了耕读诗酒的生活范式。
（一）“性嗜酒”：性乐酒德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喜欢喝酒，即使喝得多了也不会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情。陶渊明爱喝酒或许也是受到他外祖父的影响吧。在《九日闲居》中说道，酒能帮助他祛百虑，解烦忧，可见酒是陶渊明的良朋知己，对他意义重大。
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谓：“性嗜酒”，颜延之在《陶征土诔》中评价陶渊明“性乐酒德。”，就是说陶渊明生性爱喝酒，而且酒德很好，用今天好的话说就是陶渊明酒品很好，喝醉了也有分寸，不会失态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中记载的他与颜延之的事迹：“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1]粗略地计算，按当时的物价，一天三十个钱，全家便可食肉。可见两万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陶渊明能全部送去存到酒店，慢慢取酒喝，足以证明陶渊明是有多爱喝酒。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陶渊明，不能如愿，便让陶公的好友邀请他喝酒，《宋书》记载“俄顷弘至，亦无忤也。”[1]酒是他与人交往的媒介桥梁，不论身份的高低贵贱，不论贫富雅俗，有酒就可以成为朋友，有酒时就呼朋换友，“只鸡招近局”。陶渊明喝酒不看重对方的身份地位，也不讲究世俗礼节的拘束。朋友来拜访，无论贵贱，只要有酒就拿出来招待大家。酒在魏晋名士那里早已不是稀罕物，但是陶渊明饮酒还是与他们有区别的。就拿阮籍来说，《晋书》记载，“曾醉卧邻家美少妇之侧”， [3]又载“武帝欲求婚于籍，籍大醉751十日，不得言而止。”[3]其实仔细推敲《晋书》中有关他醉酒的记载，他的醉酒多有假装的嫌疑，或许是矫情，亦或许是为了避免祸端，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处在权利斗争的前沿，又是为人关注的名士，不得不借醉酒来保护自己。而陶渊明就不一样了，他既没有处在斗争的最前言，又不是当代的名士，他的“期在必醉”是他个性的最真实的体现。又如刘伶以饮酒出名，《晋书》中记载，“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3]和陶渊明一样嗜酒如命，但是仔细品，也有不同之处。陶渊明虽然“性嗜酒”， 但是不像刘伶那样沉湎其中，他更多的是饮出情趣，饮出品，很少有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多是热酣即止，即使喝醉了也是躺下睡觉，不像阮籍，刘伶那样藐视礼法，他从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性格平和冲淡，有其外祖父的遗风。
（二）读书：但求会意
陶渊明自小就爱读书，但是读书不过分地推敲诗文句子的意思，只求领悟书中所述的内容及其思想、感受，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契合，充实其精神世界。陶渊明所说的“会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鸣”。有此共鸣，让他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超现实的感觉，心情无比舒畅。此时陶渊明就会提笔写下诗文，以此抒发心中所想，像是《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感士不遇赋》、《读史九章》等作品，都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获取的灵感。
虽说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清谈，但是经学还是主要的学术，当时很多的文人学者喜爱咬文嚼字，为经典做注，有时候甚至会为一个字、一句话做一本注。在当时的背景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读书但求会意”的观点，这种读书的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有其独特性。陶渊明读书充实了自己的思想，指导着自己的做人与行事：读儒家经典，就一心想着为君主效力，实现自己的“大济苍生”的理想。《读史九章•屈贾》中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鵩鸟献辞。”看到屈原、贾谊因为政治上受阻，转而致力于文学，陶渊明也深受启发，转而回归田园，过着耕读诗酒的生活。陶渊明读书与众不同，但求会意，理解了书中的思想，一旦产生“共鸣”就效仿书中人的行事作风。这种读书的方法突出了其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