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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使自然而然与佛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它掌控着两个方面的主要权力：第一，“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即专门管理籍户和寺院的建设问题。第二，试经度僧。唐朝通过考试来选拔和考核要求剃度出家者，考试合格后才能够度为僧尼[ ]。文宗曾发布敕令：“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如不及格，便勒还俗。”[ ]到了唐代后期，功德使一职落入了宦官之手，从而大大增加了宦官的权力。正如唐代著名和尚慧朗称：“自国家特置功德使以来，众福日滋，群凶时灭，皇帝起崇高之佑，缁门绝挫辱之虞。唐宣宗敕曰：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使收管令祠部给谍。”[ ]
功德使原本非宦官担任，被宦官把持有着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处于鼎盛时期，崇佛之风在社会上盛行。皇权托政佛门，佛法入国法，佛律入唐律，刑罚上仁慈恶杀，处俗上强化王化[ ]。士僧作为载体宣扬忠孝的伦理道德，劝人归善，归顺王法。皇权崇佛不失其度。宦官作为代表皇帝政治意志的重要团体，这样的大环境势必让功德使一职成为其政治工具。尤其担任功德使能够更加接近僧人，这样能够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高僧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皇帝经常对高僧敬以师礼，比如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神秀就曾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神龙二年（706），神秀死于洛阳，中宗又赐谥以“大通”之号，并为之置塔一所。这样的高僧经常成为政治势力的拉拢对象，所以常有“僧借士而扬名，士借僧以自梯援引”之说。明代学者胡震亨在谈论唐代宦官的问题是就指出：“唐名缁大抵附青云士始有闻， 后或赐紫， 参讲禁近， 阶缘可凭， 青云士亦复借以自梯。”[ ]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宦官同样需要拉拢宦官。
其次，由于修功德为佛事施舍钱财，功德使也就成为捞钱使，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有势力的官员所力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宦者上》说他们“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修功德使还，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751”。宦官能够通过修功德来敛取大量钱财，这是是宦官争夺功德使一职的经济原因。
另外，宦官是在宫廷内侍奉皇室的集体，他们不仅要承受生理上被阉割的痛苦，还要承受来自社会歧视的精神压力。进入宫中后，他们又成为奴才任其驱使，失去劳动价值后往往驱赶出宫，宦官的家人将本家的宦官视为巨大的耻辱。这样，生活中的种种痛苦迫使他们从佛教中摆脱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功德使的设置正为宦官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管理僧尼事务，建寺布施，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修功德。
总之，由于皇权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以及宦官势力的膨胀，宦官通过攫取功德使一职实现了对佛教的控制。从此，宦官与佛教相互利用，结成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