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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小说《红高粱》中，不仅热情讴歌了奔放狂野的生命力，并且对当代这种生命力退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唤这种生命力的回归。这也是小说主题的一个方面。莫言在小说的卷首语中就说：“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 莫言自称为不肖子孙，是因为他真切地觉得自己无法与那些敢爱敢恨、坦荡真实、英勇顽强的祖辈父辈们相提并论。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被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束缚住了手脚，再也没有了冲破束缚、追寻本性的能力，在莫言看来，这无疑是一种“种的退化”。但是电影和电视剧对这个反思性主题进行了平面化处理，只是强调了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小说中这个反思性主题主要就是通过两方面表现的。一方面，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杂种高粱取代了纯种高粱这个事件。遍布文中各处的纯种红高粱就是祖辈父辈们的化身，就是狂放生命力的最好表达。但是在小说《红高粱家族》最后，纯种的红高粱被丑陋又苦涩的杂种高粱替代了，高粱的退化就是人种的退化。小说最后说：“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 找到这株纯种红高粱，就是找到祖辈父辈们传统的精神，就是呼唤旺盛生命力的回归。但是到了电影和电视剧中，红高粱一直都是以纯种、美丽、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出现的。另一方面就是小说中关于余占鳌年迈时候情况的描述，他变成了一个耳背孤僻的老头，再没了当年的英气勃发，从一个传奇英雄退化成了一个羸弱的普通老头。但是，电影和电视剧都是以九儿的死作为结局，完全没有提到余占鳌年迈时候的事情。从头到尾，影片给我们看到的都是年轻有力的余占鳌。
二、人物形象的改编
沈从文曾经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可见人物塑造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凡是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能让读者深深记住其中人物的作品。同理，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是研究影视作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由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要求也不同。小说中的人物是充满作者主观创造力的，具有想象性、模糊性、多义性、复杂性等特点。而电视剧是要模拟出一个具体真实的生活场景或者艺术空间的，人物形象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具有现实性、清晰性、单义性、简单化等特点。因此，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物形象的改编。
下文主要从人物形象的简化、丰富和增加三个方面来谈《红高粱》电影和电视剧对人物形象的改编。
（一）人物形象的简化
电影《红高粱》中，对于两大主角戴凤莲和余占鳌都进行了一定地简化。
戴凤莲这个人物，无疑是整篇小说的灵魂人物，是莫言刻画的最精彩、最丰满的形象。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女中魁首”的英雄气质和处理各种重大变故的能力。至于她一个年仅十751岁的农村姑娘，整日接触的就是最普通的人和事，是怎样能够具备这样的个性品质的，莫言在小说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的行为。” 电影中将很多能表现出戴凤莲这种与生俱来的英雄气概的事件都作了删减。例如：当冷麻子来找余占鳌一起打日本鬼子的汽车时，戴凤莲在两人之间周旋，并带头喝下混有罗汉血的高粱酒，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气魄的女中豪杰啊！再如：当曹梦九审理戴凤莲公公和丈夫被杀案时，戴凤莲装出来的悲痛，并顺势认了曹梦九这个干爹，多么一个富有心机又机智的女子啊！例如：让罗汉晚些日子收购做高粱酒的高粱，并断定到时收购价格会便宜不少，可见她精明的做生意能力。但遗憾的是，这些情节在电影中都未曾出现。所以除了在高粱地与余占鳌野合的一种冲破礼教与束缚、追求人性自由的形象，以及在罗汉死后鼓动大家一起打掉日本人的汽车替罗汉报仇时表现出来的一点英雄豪气之外，整部电影戴凤莲就再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了。整部电影，戴凤莲的形象被简化成了一个比较个性的反礼教的女人，再看不出一点“女中魁首”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