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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美国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目睹了西方社会发展得繁荣进步的容闳来说，他结合自身所受的教育，认为要想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受列强欺侮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1850年容闳才会在自己经济拮据之时婉拒了孟松学校以签订志愿书，当一名传教士为条件的丰厚奖学金，凭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大学里的所有课程；1854年拒绝了香港教会赞助人要其以传教为职业的劝告，而坚持以自由之身归国服务。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消他要改造中国的愿望，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对这一目标的努力。
容闳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正在快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为之服务，他本可以在美国谋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可是他却没有那么做，此时的他一心想着的都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挽救处于苦难中的祖国。容闳在自传之中如是说：“我来到异国他乡求学，接受高等的文明教育，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最终达到了我来此学习的目的，虽然不能够每件事都得偿所愿，然而以接受基础教育的资格来说，我也可以自称为接受过教育的人啊。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该想一想，我这一生所学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经过慎重的思考过后，容闳得到了答案，在他看来：有文凭的人，比起没有文凭的人来说，谋事较为容易。大学所发的学位证书，也并没有金钱那样的效用。只是说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材，等到将来他们有了势力之后，可以担任别人的领袖而已。好的大学教授的知识，是比金钱更加宝贵的东西。所以人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知识就是自己未来的能力与势力，他们的作用比金钱还要巨大。 故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容闳对于自己的未来在心中就有了规划，教育计划在他的头脑之中酝酿而成。他认为自己所受到的文明教育，应当与后人一同分享，“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用来为祖国服务，把在大学求学时设想的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到国外去学习的留学生教育计划付诸实现，使祖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 他以此为目标，并为之而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毕业后的容闳毅然选择了回国并不断的努力寻找实现其教育计划的机会。
（三）容闳早期留学计划的初步尝试
离开祖国八年的容闳，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回到熟悉的故乡，对于国语“几近忘之”，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他“先习国语与汉文，俟其娴熟，乃衣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庶可达予夙惜之希望也”。 他将“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不断地进行实践。他曾经在广州派克公使处担任书记，期望通过派克结识中国的达官显贵，实现自己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后来发现这一方法“乃非近水楼台”，于是辞职。接着又辗转到了香港，在那谋得一份翻译的职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空下的时间，他学习法律，以期将来能够做一名对社会产生更大作用的律师，却遭受到了英国法律界的排挤，最终“学律未成”。事后回想，他为此而感到庆幸，认为自己要是在那里继续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回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 后来又跑到上海，期望通过一些社会上的名士去结交清朝权贵，结果并不如愿。1860年，容闳随同曾兰生等人到太平天国所辖区域进行视察，并向玕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因此，他失望而返。在容闳的回忆录中，他写到1863年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当幕僚的好友张斯桂以及数学家李善兰，他们先后写信给容闳，转达曾国藩邀请容闳与其见面的想法。刚开始，容闳是婉言拒绝的，但是李善兰等一再来信讲述“文正之意，言之甚悉”，讲明曾国藩有意将他带入政坛，在其“属下任事”，而容闳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机遇，现在他想有了曾国藩等人的帮助，他的留学计划则“当不患无实行之时”。 为了不失去这次良机，故容闳决定前往与曾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