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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侯景重用放免奴隶的人为官，特别对那些降服于自己的人加以重用，这就造成了到处是“行台”，遍地是“开府”，“左右厢公”与“直库都督”成群的现象，从而使多数的门阀地主失去了原来官位，又没有重新获得官爵的地盘，使他们的政治基础也随之消失。
三是侯景对门阀世族地主的大肆屠杀，这使门阀世族地主的数量骤然减少。例如侯景攻打建康时就曾这样做。《梁书》卷五751《侯景传》云：“初，景至，既攻城不下，人心离阻，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民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1]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大量的平民百姓死亡，但门阀地主首当其冲。《资治通鉴》卷一751三《梁纪》 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四月条， 载侯景残酷杀戮曰：“景性残酷，于石头立大碓，有犯法者杀之。常戒诸将曰：‘破栅平城，当尽杀之，使天下知吾威名’。 故诸将每战胜，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2]
侯景所屠杀的对象主要是门阀世族地主，在战乱中因饥馑而致死的门阀世族地主也为数不少，正如《资治通鉴》卷一751二《梁纪》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条所云：“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之储，常资四方委输。 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2]同书卷一751三《梁纪》 简文帝大宝（公元550年）年四月条又云：“时江南连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贝而食之，所在皆尽， 死者蔽野， 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里绝烟， 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2] 由此可见，建康城内的高官权贵多因被杀戮和饥饿而死，就江、扬之间的广大地区的门阀世族地主，也同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江南门阀世族地主，很多是没有经过风浪的腐败分子，他们很早就是一群“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耘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 的“难可以应世经务”的寄生虫。只知道过着“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侍”[3]，“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3]”的醉生梦死生活。因此，“及侯景之乱”，他们都“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从而“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3]更何况饿殍遍野，奴隶造反，再加上侯景的大肆屠杀，使整个江南世族地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因此门阀世族地主在侯景之乱中，受到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正如已经枯黄腐败的树叶，在侯景之乱的狂风暴雨中，很快的化为乌有了！使那些历经东汉、魏、吴、东晋、宋、齐、梁几代累世相承的衣冠华族，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在这次动乱中很快地不复存在了。
由此可知，自从刘宋建立之后，门阀士族的势力逐步下降，而庶族的势力开始上升，到侯景之乱后，才确立了后者超过前者的格局。可以说侯景之乱是这一历史转变的分界线。
二、推动了南朝奴隶的解放
奴隶问题一直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这一时期蓄奴之风也十分盛行，不仅工商之家拥有大量的奴隶，甚至那些佛寺道观也拥有供上层僧、道及整个寺院驱使的奴隶。如京口刁协、刁逵等人，“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4]；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5]，谢灵运家“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5]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奴僮千计”[5]。一般的情况正如颜之推所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垅土，耘一株苗”[3]。“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3]，按照颜之推说的高门世族地主蓄奴标准，二十口家不能超过二十个奴隶，可知一般情况是超过这个比例的。而高门世族地主所拥有的奴隶，更数不胜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