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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数量众多，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化与尖锐化。因此，统治者为了缓解由于奴婢的大量存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从东晋时期就实施了“免奴为客”和以奴补充兵役类的措施。我们知道，“客”作为封建依附民，人身是非常不自由的，并且受到压迫剥削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作为兵户，身份是非常低微的，同样他们的人身也是非常不自由的。但“客”和兵户的地位相比，显然要比奴隶高，人身相比奴隶自由。因此，“免奴为客”和以奴充兵户，可以说是对奴隶的释放[6]。但东晋南朝的统治者并不是经常性的采取“免奴为客”和以奴为兵措施。因此，可以说南朝的奴婢问题，到梁末侯景之乱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而在侯景之乱中却出现了奴婢的解放运动，许多奴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的甚至上升为官吏、将领。
梁末的奴婢解放运动，是通过侯景有意利用奴婢的力量而得以实现的。侯景是以一个长期在北方掌权的统治者的身份来到江南地区，不可能迅速得到江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侯景为了反梁，需要寻还需要找另外的力量。侯景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这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就是江南地区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奴隶，特别是那些被俘北人在南方为奴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梁书》卷五751《侯景传》中，于梁武帝死后有一条记载云：
“（侯）景乃密不发丧，权殡于昭阳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余日，升梓宫于太极前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是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1]
这是侯景在梁武帝死后假借梁朝简文皇帝的诏命，赦免被俘北人在江南为奴婢者的做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冀收其力用焉”显然是利用他们来壮大自己的反梁队伍。其实侯景对奴隶的利用，不止一次，《资治通鉴》卷一751一《梁纪》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8年）十一月条曰：
“（侯）景初至建康 ,募人奴婢者,悉免为民。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诟异曰：‘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2]这是侯景在梁武帝太清二年十一月实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免奴为民，并授以官职，给以其主人的资产，还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为己效力。从朱异的奴隶在大庭广众之下“乘良马，衣锦袍”来羞辱朱异的情况看，侯景是在利用奴隶为他进行宣传，从而掀起一个奴隶反抗其主人的浪潮，来壮大反梁的队伍，出现了“奴隶出就景者以千数”的局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鼓励奴隶的自我解放运动，《资治通鉴》卷一751二《梁纪》梁武帝太清三年五月条又云：“诏北人在南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万计；景或加超擢，冀收其力。”[2]此事在《梁书》卷四《简文帝纪》作诏“诸州见在北人为奴隶者，并没妻儿，悉可原放。”[1]此文所载，较《简文帝纪》及《梁书•侯景传》所载同一事多“所免万计”及“景或加超擢”二句，前一句表明这次所免北方人在南方为奴婢者数量较大，后一句说明侯景同太清二年十一月重用朱异的奴隶一样，重用和信任这批人免奴。前面说过侯景初起，只有兵士千人，后来拥有十万军队，大多数是召募的免奴为兵者。就这两次募免奴为兵来说，一曰“群奴出就景者数千”，一曰“所免万计”数量十分惊人。《资治通鉴》卷一751三《梁纪》简文帝太宝元年（公元550年）四月条，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在《南史》卷八○《贼臣•侯景传》同样也有记载，但是少了“由是百姓虽死，终不附之”一句。由此可知降附于侯景者，多数是奴隶。“来附者多称开府[7]”，结合前面的所引侯景以朱异奴“为仪同三司”及“超擢”免奴，表明了奴隶被侯景重用为将领、官吏者不在少数，不仅是朱异的奴隶受到了重用。因此，“侯景之乱”时期，对侯景个人及其核心集团成员来说，虽然属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但对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来说，是奴隶的大解放时期，也是一个破坏了旧的镣铐而可以实现人身自由的大好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应侯景之召募而为官、为将或者当兵，也可以脱离其原有主人而逃亡，这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阶级结构的变化，至少起到了扫除南朝后期奴隶制残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