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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策篇
杂策并非为一种文体体例，在《苏轼全集》中只有五篇策论文归为杂策一类，杂策是苏轼策论文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与杂文风格相仿，直接、迅速反映政治事变或动向，语言具有散文的风格特点，文艺性较强，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但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一个主题，以解决问题为写作目的，多以具体对策为题。
（三）策篇
考生们在应试的过程中针对“策问”的内容作出的回答，就是 “对策”。“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相当于现在的时事论文。苏轼的策直接从题目上看分为策略、策别和策断三种类型，其中有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及《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策》两篇，共二十八篇。
苏轼的五篇策略更像是政论文章，在提出对策后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这一对策的有效性，或引经据典或立足实际，用浅显的比喻来论述治国的道理；十七篇策别则侧重于实际运用，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盖其总四，其别十七。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课百官者，其别有751。” 在《策别751》中这一句引领十七篇策别，从四个大角度分别提出相应对策。
在策一篇中选取了《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策》两篇共同组成策篇，而这两篇以君臣对话形式展开，君问臣答，在回答过程中逐层提出观点，引用历史论证加强观点。
二、苏轼策论文章的内容
苏轼的策论文章，涉及面广，论证层面也比较深，涉及治国、选才、民生、军事等各个方面。他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经常深入民间，真正了解到百姓的困苦，因此提出的对策往往也是切实可行。
实际上苏轼入朝为官时，实际上北宋已处于政治危机时期。在朝的官员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声一直弥漫着朝野上下。持续到仁宗末、神宗初年，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开始达到群情激昂的情况。苏轼无疑处在这样的时代激昂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时代和责任感的驱使下，苏轼写出的多篇策论文章，针砭实事，提出对策，充满了变革政治、富民强兵的思想。
（一）关于治国方面
苏轼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政的思想，提倡对百姓要施以仁爱。《刑赏忠厚之至论》、《试馆职策问三首》、《省试策问三首》等多篇策论中都表露了他承袭的儒家治国安邦之理念和主张。
在《御试制科策》苏轼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之耳”，提出了国家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君主只是在主持天下事务的重要主张，重申了“民为邦本” 的理念。
在治国中苏轼希望君主能推行仁政，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了“广恩”和“慎刑”的主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矣君子长者之道也！”用尧舜禹典故为当今君主树立先贤榜样，通过古代君王的例子提出希望当今君主能“广恩”、“慎刑”，用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这篇文章中尧舜禹的典故是作者出自新意，而并非取材真实史料。而作者却凭借此篇文章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由此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其原因就在于典故虽为杜撰但确实既能融合了早已流传已久的尧舜禹的故事又重新再立意方面做出了创新，完全为提出自己治国理念所服务，同时也符合了科场应试的要求。
苏轼由此入朝为官，而此时正是北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期。随着宋神宗即位，王安石的新政变法便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王安石变法过程中，苏轼一直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因为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富国而贫民，变法中推行的如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都是以救济百姓为名实质是政府为了充盈国库而进行的敛财行为。苏轼就新法的变革的弊端多次向王安石提出过具体的调整意见，在王安石拒不整改之际，连续两次《上神宗皇帝书》，深刻抨击了王安石新法的危害。他大胆提出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与民争利，在受到朝廷与王安石的双重打压后，他依然不断向朝廷反映百姓的真实生活，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在苏轼的治国理念中，他始终以体恤民生，减轻人民的负担，解除百姓的疾苦作为自己从政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