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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家，这种民族意识在他抗战时期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笔下的民族资本家不仅有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和抱负，而且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坚定的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抗战初期，《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工厂的发展，反对儿子参加“一二九”运动。但是他和平的梦想终因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乱炸而宣告破产。他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决定从战场杨浦区撤出最后一批物资，在内地重建工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同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走上岗位》中的阮仲平则在抗战初期就领带工人将工厂迁入内地，面对侵略者的狂轰乱炸，河道上的道道关卡，山林中土匪横行的恶劣环境，他毫不退缩，誓为抗战保存一份力量。《清明前后》中的林永清更是一开始就抱着“对着国家民族，对着抗战，还要尽一点力的想法”[2]，响应政府的号召，服从神圣的抗战，冲破买办资本家的阻挠破坏，投入抗战。
茅盾笔下民族资本家在精明强悍之外，也有懦弱的一面。在事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时，懦弱的一面表现的尤为明显。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吴荪甫。在赵伯韬最初提出与他的益中基金合作时，他是断然拒绝的，可当他意识到自己套在朱吟秋头上的圈子已经被赵伯韬拿去放大套到了自己头上时，他就退缩了。面对赵伯韬的步步紧逼，他不自信起来，失去了抵抗力。最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把益中公司所属的八个工厂卖给外国商人。在事业失败，众叛亲离之际，他抓起了手枪，企图一死了之。可是他没有自杀的勇气，还是决定以避暑逃避现实。
民族资本家对待工潮和农民运动是凶狠残暴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吴荪甫身居上海，在家乡也开设钱庄和当铺，以此剥削农民。在从报纸上知道农民攻打双桥镇的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给政府打电话，希望政府派兵镇压。他把农民当牛马一样看待，把称为“共匪”，表现出明显的对立情绪。延长工作时间和克扣工人工资是资本家们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手段，吴荪甫也不例外。他一次次把在公债市场上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最终引起工人们强烈的不满与反抗。他收买军警镇压工人，利用地痞流氓破坏工人运动，并且采用拉拢收买威胁的方式分化工人运动。
茅盾塑造的民族资本家，大都是封建家庭的大家长，仍旧是用祖辈父辈那些封建传统对待妻儿。《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王伯申和《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送儿子出国留学，送女儿去省城的教会学校读书。但是，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与封建地主是没有区别的。王伯申不许女儿大笑，包办儿子的婚姻。当儿子以上学为理由推脱时，他却说：“你在国内的学校也念不出什么名目来，而且学校最近的风气也越来越坏，什么家庭革命的胡说，也公然流行，贻误人家子弟，再读下去，太没有意思”[3]。何耀先则以“我会看相。她，聪明有余，温厚不足，并且也太解放了”[4]为由，阻止儿子与曾小姐的交往。
（二）买办资本家
茅盾作品中刻画的另一类资本家形象是买办资本家。他们伙同帝国主义打压民族工业，扼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的发展，是民族的敌人，历史的罪人。他们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代言人，利用外国财团提供的资金大肆吞并民族工业资本，使民族资本买办化，是“引狼入室”的卖国贼。
1．买办资本家依托帝国主义，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不仅能操纵公债交易，控制市场，还能买通政府，左右战局。他们利用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为自己在公债市场上提供便利,甚至用金钱驱使军阀，操纵战争。买办资本家可以买通任何能够买通的人为自己服务，这是由他们特有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子夜》中，赵伯韬为了在公债市场获得利益，用30万买通西北军后退三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