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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国之初就以募兵制为基本国策。相较于府兵制而言，募兵制使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减轻了徭役、兵役负担，让其得以专心的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为北宋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时间和稳定的劳动力。开国皇帝赵匡胤自认为荒年募饥民为兵是可以利百代的传家宝，元符年间晁以道记载：“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岁饥年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于是荒年募兵自此始。以后赵氏子孙始终遵循宋太祖的这一养兵政策。
在整个宋代，这一措施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施行。当时宋人对于“荒年募兵”政策的议论很多，如“联营之士日增，南亩之民日减”。[2]这些流民一旦为兵，那么终身都不可能回到土地上去，因而士兵数量日增，农业生产者却越来越少，有可能出现农田荒废的现象。此外，由于田地荒芜，国家的农业收入减少，反过来还要增加每亩税收以补军费开支，大量缴纳赋税的农民转变为吃军饷的士兵，需要农民为其提供军饷。这样一来，农民将承受着更加高额的赋税，需要向国家缴纳更高的银两，因此，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这些对于农业生产而言，都是属于消极因素，但是对于农业的消极影响不能过分夸大。
首先，无论是普遍征兵制还是募兵制，军队来源都是农民。既然来自农民，那么难免会使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军队，正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记载的吕蒙正所言：“阙兵非取于民，不可得。”[3]因而不论是否荒年募兵，都要有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成为士兵。所以这一政策并没有剥夺北宋的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反，自古以来农民就承受着徭役负担，其中兵役负担是农民最为痛恨的一项。秦隋的徭役负担最重，就连盛世的汉唐也是难免让农夫承受从军远征之苦。因而出现很多农民无暇耕种，田园荒芜等现象。而宋朝实行募兵制，免除了大多数农民的兵役、厢军、禁军等劳役负担，直接或间接的使广大农业生产者免受“征战之苦”和“戍边之苦”，却能安然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宋代的农民承受着很高的赋税剥削，但却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是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其次，“荒年募兵”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发生灾荒的地区，从北宋的灾荒志中可看出，北宋的灾荒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而农业经济发达的南方江南地区很少发生。“庆历八年（1048）秋七月戊戌，诏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军。” [3]“元丰二年（1079）二月乙卯，又诏：兖、郓、齐、济、滨、棣、德、啵州饥甚，艰食之民颇多，可遣官分往诸州，益募民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京西将领阙额。”[3]据此可以看出“荒年募兵”政策主要实施在农业不是很发达的北方地区，对于当时的经济重心江南地区相对要少的多,因而对农业生产的破环则很小。此外，北宋时期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当时的军人都要在身上刺字，很多人都不愿意为兵 ，流民为兵者还是少数。尽管北宋统治者很想招募丁壮劳动力为兵，但当时的丁壮农民要么因为破产而沦为地主的佃农，要么从事工商业生产。在北宋时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开始减弱，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从北宋时期坊市的界限开始打破，可以看出北宋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 “农不若工，工不若商”的思想反而越来流行，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因而，身强力壮者可能会从事工商业，一般不会流入军队。正如当时宋人李觏所言：“今之卒伍例非劲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营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文无聊之人，填壑是惧，不得已而为之耳。”[4]如果荒年募兵确实能招募一些精壮劳动力，那么宋朝的对外战争就不会一直处于劣势。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饥民只有在无力从事替地主耕作的佃农，又不会经商的前提下，走投无路才会应征入伍，不能说进入军队的农民都是如此，倒也可以得知其整体素质可见一斑，所以说他们脱离农田对于当时农业生产没有多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