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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审美意识主要是女性较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但是沈虹光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湮没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方老师吟诗练字，也只是为了打发时光，排遣内心的寂寞。冰心写书、藏书，更多的是要保护国家文化资源，并非是女性审美意识的体现。
与张爱玲小说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相比，沈虹光剧作中女性的塑造明显不够深刻。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清醒的，女性形象是典型的。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家里人为了金钱把她嫁给了一个残废的贵公子，无爱的婚姻蚀去了她的青春，她的人生充满了委屈压抑，最终形成了她扭曲甚至变态的人格。她一手毁掉了儿子女儿的幸福，最后只留下了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女性失去了天然的母性情怀，失去了圣洁、博爱的特征。张爱玲深入女性内在的本我心理与人性，“揭示和批判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润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性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14] 沈虹光笔下的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中处于弱势，却不敢反叛和抗争。这些女性有的没有意识到男权社会的不公，有的即使意识到了，也找不到出路。相比之下，沈虹光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因过多沦为政治的符号或传统的附庸而显得那么肤浅、卑弱与苍白。
同样是小市民作家，同为湖北籍女作家的池莉和沈虹光一样，也多是写凡人琐事，但池莉更多的是表现世俗伦理，而沈虹光则是写主流意识。池莉作品中的小市民形象卑微、庸俗，比如池莉《不谈爱情》中的吉玲，作者没有把她处理成一个单面的人物，而是写她如何从一个花楼街小市民嫁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作者没有写吉玲多么高尚伟大，而是写了吉玲的虚荣，有心计，甚至是粗鄙。她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没有学历，也没有体面的工作，长的也并非是倾城倾国，却利用男人的弱点伪装做作，想尽一切办法嫁给了名牌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池莉并没有刻意追求女性人格的自醒，没有顺从政治主流所需让笔下的女性作出伟大的牺牲。与沈虹光的作品相比，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贴近生活的真相，没有过分地拔高。
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是寻求两性文化系统的和谐，但是这种和谐的实现不能是依靠女性的妥协，女性应该学会找到自己，做回自己，这样的和谐才会长久，才公平合理，符合人性。
总之，沈虹光的剧作善写小人物，生活气息浓郁，叙事描写温婉细腻，女性形象丰富。但是，女性自我的缺失和对主流意识的过分依赖使作家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大打折扣。如果作者能够真正关注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而不仅仅是为政治宣传、鼓吹的话，那么她笔下的女性书写将会出现新的转机。但是遗憾的是，在她后来转向革命历史类题材的创作中，我们看到里面的女性跟“小人物剧”相比，更是彻底沦为了政治附庸而离真正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