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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朱与阳虎
历史记载上有资料提及杨朱与阳虎是同一人，比如宋翔凤引《盐铁论》：“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谓：“西汉人称阳虎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虎即杨朱。” 其实不然，杨朱与阳虎并非同一人，其一，杨朱阳虎的主张不同，综合诸多资料来看，杨朱主张“贵己轻物”、“虚名”，他不会计较世人的眼光，他的着眼点在于自己的内视，不以名累形，他更倾向于“曳尾于涂”，玉宇琼楼、冠冕堂皇于他而言实是一座牢笼；而阳虎是谁呢，“鲁大夫也”、“鲁季氏家臣也”，暂不论地域国别之分，单就二者主张便可辩二者之别。其二，杨朱与阳虎的年代有争议，上文提到杨朱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后叶的人，《列子》一书中说杨朱有好友季梁，而季梁是谁呢，季梁是梁王的执政大臣，《魏策》中有云：“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而谏梁王。” 杨朱和季梁是好朋友，阳虎是季氏家臣，季梁与季氏是否为同季，这一点仍然有争议。所以杨朱与阳虎应是完全不同的两人，不能混淆。
（三）杨朱身份
杨朱轻物重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杨朱富贵，所以并不把金银财富放在眼里，一种是杨朱实在贫穷，有着仇富心理所以看轻外财。《说苑》载杨朱见梁王时，梁王说杨朱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那么杨朱家里还是有些资本的，而据学者研究，战国时期土地私有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采邑或赐田转向私有；贵族之间转让或劫夺来的土地转向私有；开荒地据为己有；井田制瓦解，私田（份地）转向私有。” “从这一时代的激流中，除对立着的新兴者与保守者之外，自有不少的人从这当中被遗弃、被淘汰下去，成为时代的没落者。” 杨朱就有可能是被不断劫夺逐渐没落的贵族家庭，类似于贾宝玉一类人，那他应当是没落的中下层人士。
论及杨朱身份，也有学者称“杨朱庶人家庭，不能不谓其守极端的平民主义，亦不能不谓其尚近于人道主义。” 战国伊始“量能而授官”，为沦落的、有名气的杨朱提供了觐见梁王的可能。士、庶人势力的大增，“赵国的虞卿、廉颇；魏国的惠施、李悝；齐国的邹忌；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张仪、甘茂、蔡泽；韩国的申不害等等；都是战国时期执掌大权、声名卓著、但却出身寒微的卿相。” 《中国史纲要》言“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替代。” 这也是纵使杨朱家族不断没落仍旧可以与季梁交好、面见梁王的客观原因。
二 杨朱思想
（一）杨朱思想产生的背景
1. 社会变革
自周平王东迁至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即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历时大约5个世纪之久，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史家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有的学者把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换作“恶的时代”，直指“兼并战争之恶，人伦关系之恶，恶刑恶典，恶赋恶敛，以及在此背后人的恶欲，构成恶的时代的基本内容。” 而且，这一时代的社会道德标榜很高，可以说是对“人”具有极高的束缚力，“春秋多孝子” ，在极高的道德标榜下，悲剧会不断溢出。左传中有个弃疾自缢的记述：“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类似于这种忠孝难两全的情况有很多，而且多以悲剧收场，在所谓“忠”、“孝”的高度道德标榜下，这些美德往往是压抑人性的枷锁，加之政府的恶刑恶典，恶赋恶敛，正如老子所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这恶的大环境下，大众开始寻找抒发内心诉求的方式。就道家而言，就有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世主张，“损不足以奉有余”，杨朱的“贵己”、“全生”，庄子的“齐物论”、“逍遥游”等等，无一不是针对着“恶的时代”和“苦难人生”的一种救世与自救。在苦难面前，更能催人探索、令人不断寻求“救命良方”，比较先秦诸子，“孔儒看到了礼崩乐坏，墨家要非攻非兵，道家关切的是个体、生命、自由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儒墨之学是正面的社会救治，而道家则是个体的抗争，是一种反时代的时代精神。” 那么在时代的激流中，保守与进步两方面对立的尖锐化，致使趋保守固有所为难向前进又不免于遭受种种的阻碍。“从事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都十分困难，在这“为之奈何”中，只好一切听其自然，保全自己再说。” 遂有杨朱的贵己、全生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