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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读751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
而相同的内容苏洵仅仅用了十五个字。文章的第二段，从韩魏的地理位置证明秦之有韩魏，犹如人之有心腹；三、四两段，从用兵之道的角度说明，秦之所以敢于攻赵燕，是因为韩魏附秦的原因。不仅讲道理，同时列事实，不厌其烦地委婉论述韩魏之当厚。笔法也纡余曲折，比如在说秦与诸侯争天下之所忌时说：
“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
可以发现苏辙并未直接诉说自己的理论，而是接连举了三件事去证明韩魏乃751国之屏障，秦之心腹。苏辙选择了让读者去思考，而不是去争论、去雄辩。字里行间委婉曲折，毫无强人之意，与父兄的恣意潇洒形成对比，这种以柔克刚的写作方法与苏辙的为人是不可分离的。
(三）曲折迂回的议论
少年时的苏辙以一篇直言帝王得失的《御试制策》敲开了风云诡谲的政坛大门。“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 ”，直指仁宗缺乏忧惧之心、懈怠朝政。除此之外，还指责仁宗沉溺酒色、滥用民财等缺点，言辞之激烈另朝廷大臣都为之侧目。宋仁宗虽是欣赏苏辙的直言敢谏，愿以直言取士，但苏辙的仕途却仍然受到了影响。这件事促进了苏辙思想的成熟，其文风也随之一变，这一点可见于苏辙于而立之后所作的《上皇帝书》。
文章开头苏辙表明“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并将自己放在了至微至贱的地位：“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 ”。继而又提起仁宗朝时期的往事，“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 ”，如果不是由于“仁宗哀其狂愚，力排众议 ”，他早就被“弃于世”了。但如果因此而不再上书论国事得失，又怎么对得起仁宗的恩德呢？苏辙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无私，以及对朝廷的忠心耿耿。在作出如此谦和的一番陈述之后，苏辙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主题，利落干脆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 ”紧接着文章直接陈述了立此论点的根据，剖析了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的穷奢无度，以及底层民众的艰辛劳苦，自然而然地引到了“节支”思想上。文笔非常含蓄委婉，对神宗也不进行直接的批判，也是因此才使神宗比较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