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2]
虽然苏轼阴差阳错未成状元,但其以卓越的才华和政治见解走进了欧阳修的视野。金榜题名之后,苏轼循例写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恩师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概括了宋建国以来文学发展的历程。欧阳修读完赞不绝口:“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1]更是预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3]呈谢书之后苏轼去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谈话间,欧阳修问苏轼:“你试卷中提到远古尧帝时期的典故出自何处?”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待其走后,欧阳修重读并未发现其中典故。下次见面又问苏轼,苏轼答:“孔融因曹操之问而言无所依据,以今推古,想当然罢了。学生也是效仿如此。”欧阳修听罢,退而大惊:“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4]
以当时欧阳修的声望,一句褒贬足以关系到学子的荣辱成败,更何况苏轼数次得以欧阳修的高度评价,苏轼犹如一颗新星升起在文坛的星空,一时之间,誉满天下。天有不测风云,程氏病故,闻此噩耗,苏轼与父亲兄弟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自嘉祐二年六月,苏轼居家丁忧。这次与欧阳修虽相处短暂,但仍开启了二人的师生友谊之门,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