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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视媒介视角下的刘震云文学创作
“作家电影”是指作家以自身的丰富生活阅历和对社会生活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超强表现力，用电影的手法展现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热点和社会话题。刘震云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作家电影’的概念是韩三平提出来的，所以这第一炮是他打的，我只是第一发炮弹。”[6]刘震云作为“作家电影”的代表，研究刘震云小说创作不仅需要我们从纸质文本的角度去分析，也需要我们从影视媒介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中国的“作家电影”经过时间的锤炼，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三部电影可以说是改编的极为成功的。
电影《手机》是作为贺岁片上映的，很多人是先观看了电影之后才回过头去看小说本身的。许多看过小说的人，在阅读当时会对作品中的某句话或者是某个片段很有感触。然而，电影就不一样了。电影不同于小说，它通过具体的声音和多彩的图像将文本内容和意境具体展现出来，是对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文本的超越，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完美结合。电影作为文学传播方式的一种，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有着许多小说无法达到的效果。
首先电影有着比小说更为广泛的接受人群，是大众的。它对受众的身份、地位、年龄、学历等没有局限。《手机》影片开始即用旁白向读者交代：“1969年，严守一十三岁，这一年发生了四件事：一、他的嗓子开始变声了；二、镇上架起了电线杆，通了第一部摇把电话；三、他爹卖了一头猪，买了一辆羊角把的自行车；四、村里嫁过来一个漂亮的表嫂，名字叫吕桂花。”小说中长达几千字的叙述，就这样用几句话就向读者交代清楚了，语言简洁明白，让人一听就明白，很好的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即使是上至七旬的老人，下至五751岁的孩童都能够明白。
其次电影有着全方位的声像效果。电影通过现实可感的立体图像将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转化为声音符号，让受众更容易接受，加深了对影片的印象。相信绝大部分观众对《手机》影片中那段歌谣印象都很深刻，许多人看完电影后也许还会禁不住地哼唱两遍：
牛三斤 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挂花
吕桂花让问一问
最近你还回来吗？
电影中那拉着高腔的河南方言，土气十足，但是随着悠长婉转的音乐，吕桂花对丈夫牛三斤的思念被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些，在小说中，是无法品到的。
最后是电影注重视觉的直观性。文本的长处在于心理描述的细致化和人物关系的清晰化，电影在这一点显然无法与小说一较长短。然而，电影以镜头为基本单位，突破了小说文本语言的局限，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随心所欲的摄录人间百态，极大的丰富了电影的叙事空间。演员的演绎能够很好的弥补文本人物立体感不足的缺陷。《手机》中张国立对费默的诠释就令人印象深刻，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张国立用一口四川腔把对白拽得慢条斯理，“做人要厚道”、“就是怕麻烦”等经典台词的演绎，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一个典型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的饰演者也将刘跃进形象很好的演绎出来。当他正在全心投入的听街边老者唱河南坠子时，不经意看见了青面兽杨志，两人前一秒还在相视微笑，下一秒又如何能想到杨志会一下抢走自己的包，被抢之后的刘跃进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要抓贼。电影将这一过程用慢镜头详细的表现出来，极富感染力和影响力，真实的表现了被抢时的动作神态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