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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理论综述
国内外对于科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从科举角度来探究改进公务员制度的内容则少之又少。
国外的学者研究重点在于科举制度对于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看来，科举制度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平竞争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狄更斯在1864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一年到头》的周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说到：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的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的时候，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在外国学者的眼中科举制度是很有效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同时期欧洲还处在贵族政治的同时代，中国已经开始用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打破贵族和平民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广大西方学者有着深刻的认识。密迪乐在《关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之散记》中指出：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经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工作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开明的国家才会实行科举制度，因此西方受科举的影响，渐渐形成适合自己国情的文官制度。[3]丁韪良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中指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的方面，他的突出特征令人敬佩，这一制度千年之中缓慢演进，但他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年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1901年出版的《中国的学问》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度不可能适宜我们自己共和国制度中某些类似的特性以被移植吗？科举制度更适用于我们自由政府的精神，在这个国家重可以比在中国结出更好的果实。在英属印度它运转的极好，在英国本土亦然，其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选仕已经置于竞争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希望我们对外国的影响与我们本国的强大与繁荣相称。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也必须采用考试选拔方法。
我国的学者对于科举制度则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起先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全盘否决的待遇，科举制度也未能幸免，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批判。近几年，伴随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为科举正名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学大师钱穆和顾颉刚对于科举制度一直推崇有加。钱穆先生指出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开始。传统社会的所谓茅屋出公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不仅是科举时代统治者对读书人的利诱和鞭策，也是当时科举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真实写照。钱穆先生充分肯定了科举制度选拔寒门子弟进入统治阶级的历史功绩，认为科举制度实现了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顾颉刚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说道：隋创进士科以后，历代踵行，加时修正，以迄与明清，防闲之法甚严，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人民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最可称颂者也。
顾颉刚先生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最值得称颂的一项制度，科举制度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始终秉承着公平取士，为国选贤的核心思想。刘海峰在《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总结了国内外诸多专家对于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选拔制度影响的各种理论，为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国内学者开始越来越多的正视科举制度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影响。毕竟科举制度生于中国又成长于中国，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研究并继承科举制度的精华，这对于我们祖先的发明是一种亵渎，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为今天的制度提供更好的更本土的改进建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