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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体育胡老师，在电视剧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胡老师不但是关心有庆的体育老师还和凤霞有一段青涩美妙的爱情故事。他深爱着凤霞却因有庆的死，觉得他也负有责任，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凤霞和福贵最后选择默默离开，这是他懦弱的表现。“非常时期”又让他成长起来，不但勇敢地回来面对家珍和福贵去承认“错误”，而且成为了一个为了人民的事业，为民请命，勇于奉献的好队长。这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的蜕变。
从这些表现来看，在人物的塑造上，电视剧表现了更鲜明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电视剧有明显的优势。
二、小说比电视剧多一个叙述空间
余华曾经这样说过：“《活着》最初的一万多字后来都废掉了，它用了第三人称。”“像福贵这样一个人，你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人除了苦难什么都没有。就好比我们在街头要饭的一样，我们都认为他非常苦难；但错了，即便是街头要饭的，他也有他人生中快乐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者说他的快乐和我们不一样。所以福贵有他的幸福，有他的快乐，所以为什么当我后来用第一人称让福贵自己来讲述时就很顺利地写完了，就是因为他能够告诉别人：一是他的人生，二是任何人的人生，不管其中经历了什么，其实都是幸福的，甚至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快乐的。” [1](p259)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和电视剧都选用第一人称，用福贵自己“我”来讲述的原因。但是不同的是，小说和电视剧在用第一人称引出全篇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叙述空间。
（一）小说两个“我”的叙述空间
在小说文本中，作者采用的是通过一个第三者“我”在听故事的主人公讲故事的角度来叙事整个故事。但在文本中讲故事的老人又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样在故事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我”在讲述故事。一个是去民间收集歌谣的采风者，也就是聆听和这个故事的记述者“我”讲故事，一个是故事的主人“我”——福贵在讲故事。从这样的叙事角度出发，就出现了采风者听老人，读者听老人讲故事的双重空间。[2]
这种双重空间的叙事方法，采用一个第三者的介入，不直接以老人自述的方法，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情感进入，可以让我们读者更加冷静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位老人，更理性的从老人的故事里感悟“活着”的内涵，感悟人生的哲理。在文本中，读者可以看到采风者“我”对老人的认识“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3](p37)读者也可以通过老人自述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来对采风者对老人的认识表示赞同或者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引起读者们的深思。
另外，这样的双重叙述空间的结构，也给小说环境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创造了机会。小说在刚开始用采风者“我”这个角色进入乡村，便于描写乡村风土人情。相反如果单纯只用老人的自述，对于一个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片农村土地上的人来说，并不见怪，进而也不能有开篇这般美好的乡村风情的展现了。采风者“我”带领我们看到了这里有吃不完的西瓜，有女人的窃窃私语，有“原始”的生活状态。乡村特有的平静、恬淡、祥和的氛围不禁浓浓地拥抱过来。这也与下文即将呈现的那个苦难悲惨的故事形成剧烈的反差，让读者产生剧烈的心理冲击。老人的故事讲到一半时，故事戛然而止，从福贵“我”讲述的视角转换到采风者“我”看老人的视角。当“我”望着老人和他的老牛一起下田——老牛褶皱而又黝黑的皮耷拉在肚皮下面，老人同样黝黑满脸皱纹脸和他佝偻弯曲着的背脊交相辉映的画面。此时的“我”——采风者，不舍得离开，深深的被这位老人所吸引，静静地等待着他回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与此同时读者也跟采风者的心情一样，静静地等待的故事的继续。小说在这时戛然而止，让我们停下了脚步，开始敬佩这位老人，心里好像有一双手想去抓住一些什么，但又模模糊糊，说不清楚，让我们若有所思。小说最后，老人把故事讲完了，作者又把视角切换到“我”望着老人和他的老牛缓缓离去的背影，听见老人悠扬的歌声在风中飘扬，看见远方的炊烟在霞光中消隐，女人们召唤着儿女们回家，土地召唤黑夜的到来······当我们读到这里，不仅是“我”久久不愿离开，读者们也久久不愿相信这个故事已经结束。这是一幅温暖中却又带着凉意的场景，凉到了我们的心底，一种莫名的酸在我们心中涌动，也许“黑夜”真的要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