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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结构本身就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是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好的小说结构不单单是叙述的另一种方法，它必须是小说内容的组成部分，必须成为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内蕴的灵魂。它的存在，是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2](P98)一个作家可以有好多小说，也可以有不同的结构，但与这个故事相匹配的结构就只有最好的一种，最合适的一种。阎连科在《受活》里运用的树型结构就是该小说适合的一种结构。
另外，阎连科在《受活》里的絮言写作也独具艺术特色。何为絮言？絮言意为一种零言碎语。在《受活》里，絮言写作主要担任介绍传说、民俗、地方志、方言解释、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来历的作用。并且絮言成为小说主体内容的一部分，与主体内容相互交融。絮言在《受活》乡村写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首先，絮言写作将现实、历史与传说很好地并列在一起，方便读者理解。在《受活》的封面写道：“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去认识，是我们必该做的事情；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3] 不忘记的是历史，去认识的是现实，回家吧是向前看。毫无疑问，絮言写作的安排，与作者的思想与小说主旨的安排是一致的。其次，絮言具有文本结构的功能，在正常的叙事中插入其它表达，使结构更加突出 。絮言在《受活》里绝不仅仅是零言碎语，它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受活庄的历史与受活人的详细介绍。另外，絮言中大量使用河南方言，如”热雪”、“处地儿”、“当间”、“地步”。特别是那种叙述模式，带有强烈的乡土气息，以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有令人措手不及的陌生感。
结构的建立需要好的语言来表达。受活庄的人是苦难的，所以《受活》小说的语言是乡村的、荒寒的。其陌生化的乡村语言极具艺术特色。
首先是大量方言的运用。阎连科来自农村，虽逃离农村，但骨子里农村语言与农村思想还是存在的。所以，方言的运用在《受活》里处处可见。阎连科说过：“《受活》是那么‘大’的一个故事，如果不是用那么‘小’的方言，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去把握。”[4](P103)阎连科非常重视语言运用的合理性，既要有时代特色又要有地理特征。《受活》中方言的运用不仅在絮言写作中有突出表现，在正文里也占有大量比例。如“姑女儿”、“争盼着”、“喜兴色”、“一皆儿”、“玉蜀黍”、“脚地上”、“吃食”等等。从审美角度看，这些方言产生一种陌生化的美感，让读者反复品。另外，《受活》里出现的一些特殊方言词极具历史意蕴。如“入社”，意为参加互助组、合作社；“铁灾”，意为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大劫年”，意为中国三年自然灾害；“黑灾、红难、黑罪、红罪”，特指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些方言是受活人特有的语言，只有受活人才明白的方言。这些方言的运用体现的是受活村经受的苦难，是语言的荒寒与凄凉，给小说无疑又增加了些许悲凉之意。
在《受活》里，阎连科使用方言是有意而为之。他是90年代成名的作家，经历了乡村最贫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乡村所面临的困难不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与精神心态问题。这个问题在《受活》里以“入社——退社”这一发展线索体现了出来。如今，方言受到了普通话激烈地冲击，阎连科方言写作无疑是对方言的一种拯救。
另外，除了显性方言词汇的大量使用，作者还注意河南地区方言的用语规范与习惯，注意方言儿化、叠词、语气词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