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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危机：京城缺粮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也先裹挟之进攻北京，京师危旦夕，国家遇到了空前的军事危机。当时廷议决定坚守北京，而京师精甲劲骑均陷于土木，所余疲惫之卒不足十万，且军心震恐，斗志不足。于谦乃“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此经画部署，人心稍安。”[1](P4544)江北漕运官军被征调，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江南的漕运只好又属民运。”《明史》记载：“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乃属民”。 [1](P1925)本来永乐十三年后，漕运以支运为主，百姓只需就近将税粮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即可，然后由漕军分段接力，运至北京、通州二仓。此时完全交予民运，百姓往返几乎一年，耽误农桑，既扰民，效率又不高！如景泰元年漕粮岁额仅为403.5万石，在正统、景泰年间的漕粮岁额排名中，仅比黄河大决口的正统十三年400万石略高，远低于正统初450万石的正常值。[3] (P120)京师刚刚经历了浩劫，对江南漕粮之饥渴，就如待哺婴儿之于救命母乳。
（三）现实危机：漕运管理体系遇到挑战
以漕运总官兵为首的漕运管理体系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从漕运之官制方面看，在明宣德以前，漕粮运输一般由武将负责，明代的地方军事制度为卫所制度，运粮的任务则由卫所军队负责。军队负责运粮，在王朝统治初期，社会各方面还不够稳定之时，起到了很好的安全保障作用。朱棣做皇帝以后，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明朝设五军都督府，驻南京的后军都督，传统上一般兼任专门负责漕运的总兵官。随后，漕运总兵官担任漕运副总督或助理总督。第一任漕运总兵官即平江伯陈瑄。他负责整个漕运的除陆运以外还有海运和河运。陈瑄在淮安修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宣德八年，陈瑄故去，漕运强人依靠声望与资历建立起来的权力金字塔开始慢慢坍塌，继任者王瑜、武兴、徐恭皆以漕运总兵官都督佥事身份，兼理河道，甚至参与地方诉讼，但他们以前一直生活在陈瑄的蔽障下，一旦走向前台，并无能力填补陈瑄留下的巨大权力空白。只能无力地看着总兵官的权力一步一步地被蚕食，正统二年冬十月，“命左军都督佥事王瑜，佩漕运之印，充左副总兵，后军都督佥事武兴，充右副总兵，率领舟师，攒运粮储，所领运粮官军，悉听节制。赐敕谕之曰：‘今命尔等专管漕运，不必镇守淮安，应有军民人等词讼，悉发军卫有司自理，庶几杜绝小人是非，尔等其钦承朕命无忽’”。 [2](P186)总兵官不再长期驻守淮安，对于河道管理及地方社会的干预权力被逐步褫夺。此后漕运事务变得繁杂起来，漕运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的能力范围所在，所以皇帝总是派遣临时的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至景泰二年，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漕运必须常态化，开始任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为漕运总督，即以副都御史的身份做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 [1](P1925)
三、王竑总督漕运的作为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明代征收的漕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诸省直征收之粮叫南粮，一是由山东、河南两省征收之粮叫北粮。”[4]（P10）王竑负责的是南粮征收部分，即在江苏徐州淮安等地征收的漕粮。王竑总理漕运之时，兼巡抚之职。明代地方设三司制度，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互虽职责分明，却互不统属，所以在实际行政中就会出现工作互相推诿之弊，而巡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三司制度的不足，所以巡抚拥有实权。王竑两次治漕，恪守法纪，敢于与腐败势力作斗争，又爱民如子，广受赞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王竑在治理水患上还是不能做到药到病除，以下便是王竑治漕具体事务，从中可以看出王竑的督漕的贡献与治水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