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为解决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把滞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成批转移到农村去,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既减轻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压力和负担,也等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假如他们还能给国家创造一些财富,那就更理想了。这样的安置方法,对近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个体来说,可能是不近情理的,但对国家来讲,是唯一可行的方案。[3](p3)
因此,林胡等一大批知识青年一方面受到了毛主席的鼓舞,一方面迫于在城市无法解决生计问题的压力,一方面为了实现浪漫主义的草原梦的理想,纷纷以各种方式投身于草原,然而,理想是用美丽交织的,现实是用残酷谱写的。
林胡等人怀着“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来到草原,为了有所作为和贡献,在大年夜抄了牧主分子“贡哥勒”的家,把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的那套“革命”在大草原再现了出来,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牧主的家里一贫如洗,贡哥勒对前来抄家的他们没有半点怨念或愤恨,主妇的美丽的眼睛一直深情地柔软地注视着他们,目光中没有一点点愤怒,只是充满了忧伤,无尽的忧伤,忧伤的让人害怕看她。
让“革命者”更加意外的是,牧区的群众对他们的行动很不支持。一个曾在1947年参加革命的贫农老姬头挺身而出,你们大错特错了,打这么个糟老头也下得去手!虽然军代表支持林胡们,老姬头因为持棍打人,被关押起来听候处理,贡哥勒的态度恶劣,交由群众批斗。可是牧主老实巴交,贫下中农却给了他一镐把,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情却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和赞扬,让林胡们很不可思议,百思不得其解。
林胡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梦想着在广阔的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他们只是文革的牺牲品,农村并不是美丽而光明的,而是考验、磨练他们的地狱。在英雄还未来得及造就时势之前,时势已经把英雄推入了早已设定好的困境中,无力反驳,只能去适应,去生存,去斗争。现实是他们不能改变的必然因素,所以说,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生必然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