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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物自身，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在与自己不断地对话。苏童曾说，他的创作来源于他的母亲，来源于他口中潮湿、透明而略带惊悸的童年生活。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的母亲却担任“街道办主任”的角色，“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很多的市井故事，有关那个时代的印象在发酵，很多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我某个小说里的文学形象。”【1】这样的成长经历，帮助苏童一改先锋主义的特点，他用艺术的敏感度慢慢堆砌，重新建构于脑海，在适当的时机爆发重组，将它们一一融合，套上了新历史主义的华丽外衣，创造了《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等描写女性的代表性作品，再到2006年发表的《碧奴》这一力作，这样一批传统却富有浓厚市井儿的旧女性形象还是限制住苏童的脚步，，让我们失望的是，她们虽然美轮美奂，却依然循规蹈矩，难逃女性悲剧的“宿命论”。
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4】（p310）儒家学派对女性的贬低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理念中早已屡见不鲜，而苏童早期的作品也确实是浸透了封建礼教的威仪。以《妻妾成群》为例，这是他创作转型的重要作品，他尝试脱离先锋色彩，塑造了一群为争宠夺权而各施诡计，陷害别人却难逃悲惨命运的妻妾。仅读过一年书的颂莲或许是其中最“进步”的女性了吧。然而这样一部兴盎然的新历史小说，却依旧摆脱不了《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子。这样一群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女性，披着封建大院的外卦，弥散着死气沉沉的腐朽儿。确实，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开始，苏童就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的主将。他最早的小说，古怪、离奇、颓败、新潮，就像一个先锋角色，没有后卫与守门员的矜持。可是，这次，他仅仅只改变了作品形式，抛开作者，时代背景，从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角度来看，其中的女性人物却依旧是落后而陈旧的，他创作上的改变却不是真正的改变，他受于外壳的限制，无法企及于人物内在的灵魂，还真是应了他的那一句自嘲，叫“老瓶装新酒”了。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苏童不是个关注市场的作家，他与作品中的人物仿佛是相通的，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积极“入世”，他说过他只在乎那几千甚至只有几百个与自己内心相通的人，他只与自己的创作思维斗争，只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斗争，他在拷问人物，也在拷问自己，这样的强烈拷问也体现在他不断改变的创作中，可见文本人物与作者自身的受限与自由是多么的有价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因此如何翱翔于蓬蒿之间，却接自然万物之灵气，看似矛盾的两者，也会有和谐统一的美感，这一主题的外显，就体现在儒道矛盾的哲学碰撞下苏童的不断进步，而那些在苏童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亦真亦幻、灵气逼人的女性也在不断地与自由作斗争，在受限的同时还尽情释放着自己的任性和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