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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看来贼是可憎的，很难获得原谅的,但是在《父亲与骗子》中，父亲对贼却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情感。小说中的父亲因朋友认识了冯。在父亲看来，冯是个老实本分，让人感到踏实心安的人。父亲和老冯总是一起去茶馆喝早茶然后去园林消磨时光。冯用他那种呆呆的，木木的呆劲镇着父亲。他们之间有种不可名状地默契。在和冯的相处中，父亲急躁的性情变得稳重而缓慢。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呼冯为“老冯”，冯受到了父亲前所未有的信任。然而在父亲四十四岁那一年，冯骗走了父亲十万块钱，从此消失不见。吊诡的是父亲并不痛恨冯，诚恳地认为老冯肯定是急用。老冯消失后，父亲突然变得喜爱听音乐，不爱说话了。后来再遇到骗子，父亲常说：“现在的骗子，算什么骗子，连老冯的一根手指头也算不上。只能算下三滥的贼。”[7](p176)在父亲眼中只有老冯才能与父亲作精神交流。在父亲看来，老冯是不是骗子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冯离开他，消失不见了。什么都可以再生，就是老冯不能。父亲在虚无追忆着老冯。故事的表面是父亲怀念着老冯，故事的背后则是父亲对理解其精神世界的人的追寻与怀念。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 中写道：“应当说：傻。这是一个看法，确切并不带感情。在有些语言中，傻这个词只能用一些好斗的词来译：痴、蠢、愚，等等。仿佛傻是一种特殊的什么，即一种虚弱，一种不正常，而不是人的存在所具有的状况。”[8]（p119） 正是因为缺乏理智，所以“傻子”以我们从未想到的角度观察着这个世界。“先天傻”的阿当是《独自升起》中的主人翁，作者赋予了他常人没有的特异功能。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阿当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样子。他也能记住与阿桃交往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文革破坏了阿当所生活在的安静三状元弄，加上阿桃的溺水身亡，这些给阿当的心灵造成的无法弥补的阴影，于是阿当躲进了地下，一躲就是十年。其实，他选择躲进地下只是本能的逃避文革，因为他并不知道发生文革乱局的原因。文革是靠近这一年代的人的可怕的梦魇，自然这就成了作家们笔下的题材，叶弥对于这个时期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她不直接用文字来描述文革，而是把文革当作主人公阿当生活的一个背景，通过主人公的种种言行，来揭示作家对文革的认识与思考。因此，阿当这个“先天傻”的人物形象，在叶弥的审美视野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蕴。
《闲来无事》里的农民彭建明，他走亲戚的理由只是对那过掉和未过掉的冬天起了厌烦。他看电影时只坐在放映机旁，逢到看过的片子，他就戴上墨镜，用手触摸放映机射出的光束。他突发奇想地想在村里拉电只是为了能用上从城里亲戚那拿来的台灯。至此他全部的生活被拉电事业占据了。当终于通上电，村里人都在庆祝时，彭建明确蹲在门口的白菜地里，戴了墨镜，像看电影似的，看着门里的情景。
叶弥的短篇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向一棵桃树致敬》中为了捍卫一个自家门前的桃树而与全村人进行抗争的谭海五；《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苍鹰》中为了守护世界上最大的庙而消失不见的蒋百年……
以上种种，都是普通人放置在内心某个角落敏感而神圣的“谜”，是他们挣脱“有限性”的设定，向生存“无限性”超越的途径。[9]这些迂傻痴狂的追寻者为了走向一个目标， 他们孤注一掷，对周边世俗的阻力置若罔闻。他们都有一个精神层面的恪守与寻找。这些都是被庸庸碌碌的日子推着走的人，他们安于生命的不完整，从他们身上透露出来的戏剧张力却极其丰富。福柯认为，“疯癫”是被建构的话语。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在叶弥的文学世界中，成功的塑造了这种非正常人的形象，通过这些人物道出了不易言说的社会真实，同时这些迂傻痴狂的人物形象也造就了叶弥小说在文坛的独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