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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寄居者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严峻的，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流散在美国的生活对于她，正如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地上移植。主体性的沦丧和身份的缺失使我们觉得自己漂泊无依”[3](P56-58)他们已经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多重边缘处的受压迫的小人物。
三、寄居者的形象特点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严歌苓笔下的人物都没有消极地处于自己困境中顺从自己的命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负压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进行了反抗。
（一）人性之美
“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5](P46-48)严歌苓擅于在描绘恶劣的环境中展现人不同的面，这里的不同的面就是人性。人性是指人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时自己的本能和良知相互抗衡的表现。在《金陵十三钗》中纯洁的女学生、公平慈爱的神父、为世人不齿的肮脏的妓女因为战乱不得已汇聚在一个屋檐下，面对灾难，每个人都经受着人性的考验。那群女学生认为自己高贵，不屑与妓女们为伍，特别是书娟因为自己的父亲和玉墨的感情想要报复玉墨，最终被这群看似最低等的女人所救，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神父本来是最公正的代表，世间人人平等。当窑姐们被国际安全区拒绝而不得已闯入这个教堂的时候，阿多那多神父说到：“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当窑姐们要替代那些女学生们遭受屈辱时，阿多那多神父顿时觉得心中释然，可也觉得自己违反了自己的信仰，内心充满了罪恶。在《小姨多鹤》中也有一个人物充满着人性情怀，严歌苓自己也曾说过这部小说中她想写的不是多鹤而是张俭的妻子朱小环。朱小环因为日本人失去孩子，本应该最痛恨日本人，可她却看着自己的丈夫夜夜与一个日本女人欢好、精心抚养着多鹤的三个孩子，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无怨无悔，按照她的话：“凑合地活着。”在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鲜活的个体在伦理、情感、欲望的矛盾中展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