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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慎行与上述诸人皆有较亲密的交往，所以他们诗学创作中的宋诗精神，反对因袭模拟的精神，都对查慎行的文学研究和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其受益终身。他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体悟最深。据《苏诗补注例略》，23岁时，他便开始注苏，完成时已达52岁。在这29年中，四处游历，八方颠簸，只有苏诗常伴左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考核地理、订正年月……无不具有条理……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7](p78)可见查慎行注苏的成就之大，而且影响深远。查慎行的《苏诗补注》产生之后，引领了清代一股注苏风潮。冯应榴、范钦韩、翁方纲等人的注苏著作，使苏诗在清代的接受更加完整、广泛。他们注释苏诗，既体现了宋诗精神，又进一步促进了宋诗的传播。查慎行对苏轼诗歌的感悟之深，表现在思想上的相通，同时也可从他的创作中看出许多苏诗的特征。
缪钺和钱锺书偏重对唐宋诗的风格进行区分，而龚鹏程的立论则从风格形态进一步深入到了唐宋诗的创作过程。宋诗之所以重理趣，就在与宋人骨子里树立了一种冷静的判断、反省事物的思维习惯。与唐诗偏与人生青年阶段相比，宋诗则是人生中老年阶段，青春时期的热情才华渐渐消退，一种理性力量不由自主地蕴藏在是行中。不仅是宋诗的特色，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质。历史发展到了清代，封建王朝到了衰落时期，文化上总结、反省的精神更加突出，各个领域都出现集大成的趋势。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也不例外。查慎行等人在诗学宗尚上趋于宋诗，也是清诗想要创新、发展必须走出的选择。查慎行所重视的静观方式正式取得知性认识的基本途径。这种静观的创作态度，已经完全补同于唐诗的自然感性，而与宋诗的理性判断、知性反省精神相通。查慎行主张“诗之厚在意不再辞，诗之雄在气不再貌，诗之灵在空不再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所谓的“意”、“气”、“空”、“脱”也着重在超越具体物象上的理性精神。查慎行因苏轼《龟山》诗“身行万里半天，僧卧一庵初白头”[7]取号“初白”是他老僧情怀的体现，而这种老僧情怀，正与宋诗精神相通。
二、 诗中的知性反省精神
查慎行的诗收在《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及《续集》六卷中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始于雍正五年（1772）。诗集分五十二小集，续集分五小集，共有5100余首。每小集前概述一定时间段内的踪迹，查慎行一生的经历、心迹完整地展现于诗卷中。这种编集方法，在诗史上仅有杨万里的《城斋诗集》，而这正是陆嘉淑“此时必有此集”[7](p138)诗观的直接体现。每一首诗集中都有时间编年。诗歌记载了个人的历史，同时也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与同时期的分体编集的诗人相比，查慎行的诗史意识是比较突出的。查慎行诗数量多、时间跨度长、题材广泛，主要可分为论诗诗、咏怀诗、山水诗等，各种诗从不同角度显出宋调特征。
宋人的知性反省精神，也包括对诗学本身的自觉。查慎行的论诗诗，体现了他对诗歌本身的理性审视。查慎行创作了大量古体论诗诗，表现了他的诗学宗尚以及对诗歌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看法。他明确反对唐宋分立，提倡唐宋并师，以这种方式为宋诗争地位，与黄宗羲等立场一致。查慎行在《吴门喜晤梁药亭》诗中云：“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8](p138)《酬别许旸谷》诗云：“方今侪辈盛称诗，万口雷同和浮响。或模汉魏或宋唐，分道扬镳胡不广。何曾入室溯流源，未免窥樊借依傍。”[8](p150)查慎行对斤斤计较与狭隘的唐宋之争，而深陷于模拟依傍的诗风进行批判，主张转益多师，唐宋互参，溯源寻流，完整的学习前代诗歌，以求自称一家，脱去依傍之习。在诗学上提倡唐宋互参，创作中则延续宋调，是一般宗宋者常用的策略。查慎行等人对唐诗都是肯定的，并不像宗唐者对宋诗的拒绝态度。《初白庵诗评》的编撰者张载华曾说：“初白先生……每阅一编，必着评点，真所谓一字不肯放过也。”[9](p119)可见查慎行对前代诗的阅读研究也相当深入，真正做到了追源溯流。查慎行反对以学问为诗，提倡白描的手法，吸取了清初人们对苏轼、黄庭坚堆砌典故的批评。查慎行诗用白描，以平易见长，成为重要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