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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柳冲传》中，保存了唐人柳芳的一篇《氏族论》，柳芳按地域不同将中古氏族分为渡江的“侨姓”、东南的“吴姓”、山东以及关中的“郡姓”以及代北的“虏姓”等五“姓”。其中山东郡姓“尚婚娅”主要由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组成，即所谓“五姓七望”。势力雄厚的山东士族与杨隋李唐的统治基础——关陇集团相互对立相互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末唐初的政治走向。
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历史时，非常注重对不同地域范围内陈寅恪先生的论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以及《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是研究隋唐地域政治集团的开山之作。书中，陈先生首次提出了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8]两个概念，但与之对应的山东集团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其中提到的山东士族、山东豪杰、山东高门等概念互有重叠且十分模糊，这就为后继者对于山东士族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复旦大学仇鹿鸣的文章《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2004年第5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解读，将陈寅恪山东集团概念区分为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个不同的群体，并且认为他们在隋末唐初的政治起到了截然不同的作用。文章还提到，唐初之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关陇集团主要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对山东士族产生了地域歧视。《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的《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一文认为唐太宗为防止隋末暴乱的再现，改变了高祖时期偏重关陇集团人才的政策，并以宰相为例，梳理出太宗朝的二十八位宰相中，山东人士占了近一半，有十一人。其结论是，太宗起用山东人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武汉大学姜望来的硕士论文《魏周隋唐关陇集团与山东势力》，主要分析了山东集团和关陇集团错综复杂的变迁关系。陈金风、梁琼的文章《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主要论述的是山东士族对隋朝政治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隋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对山东士族实行残酷的打压和清洗，使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主要力量。李建华博士论文的《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以山东士族的文化贡献为核心，论述了山东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唐初的山东士族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特权，并在经济上走了下坡路，但是凭借其在婚姻和文化上的标新立异成为世人仰慕的对象，并于武周之后走入权力中枢。其他涉及山东士族的文章大多将焦点放在唐太宗编写的《氏族志》上。唐太宗希望通过编修《氏族志》，保持关陇士族的旧日地位，刊正提高李氏皇族的地位，同时扶植庶族地主，压制旧士族势力，加强皇权。但其收效远不如三十年后武则天颁布的《姓氏录》。《姓氏录》才从真正意义上否定了传统的门阀士族制度。相关文章有郭永远、李娜的《论唐太宗的士族政策》（《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9卷第5期），史睿的《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雷艳红的《唐太宗的氏族政策及其影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4卷第1期）。另外，还有一些文章是以山东士族的五姓七望中的某一家为核心，论述其历史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