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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唐晋阳起兵到贞观武周年间，山东士族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虽然杨隋和李唐奉行的都是“关中本位政策”，但是实力雄厚的山东士族，凭借其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末唐初的政治走向。本文的角度是立足于山东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山东士族，论述其在李唐之兴和唐代初年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更好的说明隋末唐初，以及后来整个唐朝的政治走向。
二、山东士族与李唐之兴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而先有汉王杨谅叛乱后有杨玄感起义的山东地区更是暴乱的多发地带。据统计，在隋末的百余次起事中，山东地区的起事就占了二分之一强，其中有十
四次[13]是足以撼动隋朝统治根基的重大起义，可以说山东地区的起事几乎决定了隋王朝灭亡的命运。那么，山东地区最重要的政治集团山东士族究竟与李唐之兴又有何种关系呢？
首先，有众多资料显示，山东士族与废太子杨勇关系密切。据统计，与杨隋发生婚姻关系的共有“十六家二十一例，其中山东地区有六家八例”，[14]但是，这六个家族都与杨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高颎，子表仁娶勇女[4]。元孝矩，女为勇妃[4]。柳机，机弟旦女为勇子襄城王格妃[4]。这种姻亲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山东士族与太子勇的密切关系。那么，隋炀帝继位后对山东士族的一系列清洗政策也是合情合理。除了对山东士族进行一系列政治上的打压和清洗外，隋炀帝年间的重大事件之一—营建东都，也与防范山东士族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仁寿四年，隋炀帝下诏营建东都后，又于（仁寿四年十一月丙申）下诏建造了“白龙门东接长平、东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迭于上洛”[4]的关防。这道关防可以称之为“两京防线”[14]，它将西京长安与即将营建的东都洛阳紧密屏障起来，而山东除洛阳及周围数郡以外的广大地区，则被排除在防线之外，关中与山东被割裂为二。虽然营建东都加强了对山东地区的控制，但是仅仅局限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山东数郡而已，“两京防线”的设立，加深了关陇与山东地域上的隔阂，扩大了山东势力对隋王室的离心力。山东大乱中的群雄几乎全在防线以外的区域活动，李唐起兵之地晋阳也处于两京防线以北地区。
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隋朝，对山东士族的打压屡见不鲜，许多山东人也因此被牵连。山东人士对隋朝的高压政策可以说是积怨已久，因而也很容易加入到反隋起事中。通过分析李唐晋阳起兵的队伍组成，可以发现，山东人士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山东人是起义军队的主体，其二，参与起义的许多功臣也出身山东。据史书记载，隋末被有较多山东人为远离政治迫害而逃亡晋阳，另外因官或因其他原因去往晋阳的山东人也很多。
例如：《旧唐书》卷58《李思行传》：“李思行，赵州人也。尝避仇太原。高祖将举义兵，令赴京城观规动静”。《旧唐书》卷58《长孙顺德传》：“长孙顺德，文德顺圣皇后之族叔也顺德仕隋右勋卫，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深为高祖、太宗所亲委”。
这些逃亡晋阳的山东人壮大了李渊起兵的队伍。其次就是起义队伍骨干力量的出身。据《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记载，除唐太宗外，唐初恕死的太原元谋共十七人，其中有九人为山东人士，包括：蒲州桑泉人裴寂[2]、河南洛阳人长孙顺德[2]、并州晋阳人唐俭[2]、刘世龙[2]、滑州胙城人刘政会[2]、并州太原人赵文恪[2]、并州文水人武士彟[2]、赵州人李思行[2]、并州人许世绪[2]。可见，山东人士为李唐起兵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