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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河入泗夺淮与借黄济运
在黄河夺淮以前，淮河河道相对稳定并且向东独流入海，其北部支流较多，包括泗水、汝水、颍水、涡水、濉水、汴水等支流，据《禹贡》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沂、泗，东入于海。”淮河水系发育比较健全，泗水是它的的一条支流，由徐州向东南到淮安清口汇入淮河，而黄河是注入到东北入海口渤海。据《史记 河渠书》记载，汉文帝十二年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今河溢通泗”。这就是黄河泛淮的最早记载。据《汉书》记载，早在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决口于瓠子，东南注入巨野，就连通了淮河泗水。
虽然此后历代黄河屡次决口、河道迁徙，但主要都是向北迁徙，偶尔才会南徙夺淮入海，所以此时河道的迁徙对淮河的水系没有造成大的威胁。到了宋代，由于黄河下游河床淤塞越来越严重，仅北宋时期，黄河就有四次大规模的南决泛淮。南宋以后，黄河夺淮的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南宋绍熙五年，河南阳武黄河决口，从此黄河开始南流夺淮，到清朝咸丰五年河南铜瓦厢决口为止，前后共计近六百余年，黄河夺淮的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黄河频繁的决口改道，对整个淮河流域的自然水系造成极大的破坏。这就把原来独立的淮河水系分为淮河流域和沂沭泗流域。明朝弘治七年,刘大夏为了遏制黄河北流，达到分黄河水南下入淮的目的，他疏浚了黄河南下干流汴水故道和黄河入濉、入涡、入颍以分流黄河水势,这就防止了河水北侵危及北部漕运。他还修筑了黄陵岗及荆隆口等口门七处,并在北岸筑起了长达千里的太行堤。到此时，黄河全部向南入汴、入濉、入涡、入颍，最后汇入淮河入海。一直到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南流故道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1]册580 P530，也就是整个黄河在这一段完全借用泗水河道，基本上结束了黄河多股分流入淮的局面。
明代为了保证京都的粮食供应、朝廷的税赋供应以及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正如王在晋所说：“国家奠鼎幽燕，京都百亿万口抱空腹以待饱于江淮灌输之粟。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是东南者，天下之厫仓。……国家之紧关命脉，全在转运。” [2] P2黄仁宇也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说，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明朝宫廷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王朝。” [3] P15所以，漕运对于明代政权来说，仍具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意义。
黄河夺泗入淮以后，明王朝也由原来的避黄行运改为了借黄济运。“黄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经徐、邳则二洪平，舟以不败。……今以五百里治运河，即所以治黄河，治黄河，即所以治运河，知行合一，不易便哉。” [4] P38这就说明这个时期，从淮安到徐州包括了从邳州到宿迁段，都属于黄运合一。黄河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所以对于这一借黄济运段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段运河得到了黄河水的接济，降低了漕运中断的风险，也使得北上船只顺利通过徐、吕二洪的两个险要之处，保障了整个漕运的通畅。当然，这也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正如明孝宗所说：“朕念古之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防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 [1] 册580 P344
虽然说借黄济运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此段运河的畅通，但是由于黄河频繁决溢的特殊性又给整个漕运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正如《明神宗实录》记载：“国家运道，全赖黄河，河从北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淮之流浅阻，则运道塞。此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 [5]卷191 P3594由于黄河善淤善决的特性，冬春季节，黄河水量不足，致使泥沙淤积，而夏秋季节水量暴涨，河段决口的风险大大增加，直接威胁了此段区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运河的正常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