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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个拥有极高知名度的真实案件，其研究成果却大多集中于较浅层面，仅有极少部分能涉及到司法层面。同时，本案作为经典京控案件之一，在部分研究京控的文章中，也仅作为单个案例，被简单提及，鲜有深入剖析。
伴随时间推移，步入中后期的清代社会已是矛盾重重，各类关系日益紧张。长期固化的京控审判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产生“不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正是在如此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并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为此，本文试图以晚清社会为大背景，以京控为主要视角，重新审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尽可能发掘其作为一个重要京控案件的价值。同时将本案与同期部分京控案件进行适当联系，归纳出其共同特点，以期对晚清京控制度求得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一、案件中的京控制度
杨白案本是一起普通命案，但由于地方官员误判，加之杨家人的努力，使得案件进入京控程序。而后案件不断升级，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各方势力也陆续被牵扯进来，轰动一时。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步入晚期的清政府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作为。有学者认为，清廷能够对该案表示重视，《申报》功不可没。[ ]因为从1874年起，《申报》对案件作了长达三年多的持续报道，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论走向。不可否认，近代媒体的出现，确实使该案得以广泛传播，甚至造成廷议，但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案件升级，清朝统治者所表现出的一种自发性的裁决倾向。从同治十三年九月起，至光绪三年二月，清廷一共发出十三道谕旨来干预案件审理，其决心可见一斑。而联系此时清朝统治内忧外患的客观事实，我们又很难将其决心简单地认为是对弱者的庇护，抑或是对司法公正的追求。那么这一系列现象，无疑是对当时京控制度的有力叩问。
回归案件本身，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也非常耐人寻。首先，作为一件甚至称不上复杂的冤案，却从余杭县令起，一路惊动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甚至由中央委派大员审理，最后迫不得已转手刑部，才最终结案。再者，本案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终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历时三年有余，这样的时间跨度也非一般人所能接受。与此同时，本案所涉官员数量可谓众多，所受处罚更可谓严重。其中对于胡瑞澜、杨昌浚的处置，更是引起了朝中各派争论。但这些疑点并不能促使该案成为个案，我们也不能在案件过程中掺杂众多偶然性解释。因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事件最终的发展是无法与当时社会状况割离的。因此上述情况在本案中的出现，主观上是由于受到当时京控制度本身缺陷所制约，而客观上也为晚清京控制度贴上了新标签。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低效的案件审理
杨白案发生于同治年间，其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关键点：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小白菜丈夫葛品连离奇身亡，其家人随后报官；由于不服误判，杨乃武胞姐于同治十三年四月赴都察院呈诉；光绪元年十二月，以汪树屏为首的十八位浙籍京官联名向都察院呈控，要求将此案交由刑部审理；光绪二年十二月，经刑部验尸，真相大白。该案前后持续三年有余。严格来讲，案件从同治十三年四月，即杨乃武胞姐赴都察院呈诉起，才可定义为一则京控案件。而即便以此作为起点，案件审理也持续两年有余。一则案件审了两年多，对一般人来说，想必堪称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