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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看，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天香园靠着赋税过日子生活已经渐行渐远，并且园里的男人们没有一技之长，《天香》中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清心无欲，一种铺张浪费。一是镇海的遁入空门，抛下自己两个儿子不管也体现了他的自私。二是男子不重做官，好游乐，间接的滋养了女性的强势。如柯海家中凡是大小事都是由小绸拿主意，他怕小绸，从中也可以看出天香园的男人们的多是没有话语权。作者这样写就是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来体现女性意识。为了写申家家族的由盛转衰，园里的男人们就要奢靡贪玩，如一夜莲花传奇、楠木楼的华丽。文章中说镇海的妻子对于天香园中的宴请就像是赶不上趟似的。写男人们的贪玩，不就是侧面烘托了天香园的女人们的才能。天香园女儿们的刺绣后来成为补贴家用，其中男性起着一定的作用，男性把那些绣品从闺阁中带出去，介绍给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介的作用。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女性并没有完全解放，但是女性意识开始崛起。作品在最终描写戥子和乖女为了和蕙兰学习刺绣而选择终身不嫁，打破了传统男权社会的桎梏，认为女性不需要依附于男人。选择终身不嫁在那个时代是非同一般的。但是女性要想真正的独立，在那个时代，就必须要她们做出这样的牺牲，从这家庭与职业的这两个纷争中，她们也许时刻挣扎，挑战的不仅是自己，更是权威。那种几千年来，男性对于女性或许是一种枷锁，从前女人们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她们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她们开始反抗传统礼教对女性角色的规范，乖女和戥子，勇敢迈出了自我独立的第一步，坚忍不拔，亦步亦趋，她们二人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具备独立性的女子。蕙兰的大嫂在张陛去世后多次劝蕙兰改嫁，但是被蕙兰回绝，后来蕙兰的婆婆也觉得蕙兰跟着自己会孤苦终生，不如趁着年轻劝其改嫁，从这点看来，社会上对于丧夫后改嫁的思想已经开始接受，宋代儒学家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影响也逐渐式微，从中也可以看出，女性对传统的伦理的束缚开始觉醒。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提出：“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3]（p120）文献综述
三 独特的“上海叙事”
上海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上海临海，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是个滋养人的好地方。王安忆在她的一部作品《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中写道：“城市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远较乡村适合女性生存。城市中，女性深以摆脱农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智慧和灵魂。”[3]（p210）王安忆虽出生在南京，但出生后就随母亲来到上海，所以王安忆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尽管王安忆否认她对上海的亲近与喜爱，也并不认同大众冠以她“上海代言人”的身份，但必须承认的是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将上海的文化与精神地把握得最为深刻、细腻的一位女作家。可以说，她是植根于上海的，她的作品人物和灵魂都是在上海的。王安忆的《天香》俨然写成一部女性的“奋斗史”。可以说，女人是申家的物质和精神支柱。上海女性的特点在故事中已有显现，就是在日常琐事中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亲近与赞美，都蕴含着浓浓的上海怀旧之情，她们的生活是零碎的，而正是这零碎的生活的拼接，让天香园多了一份动态美情境美。
王安忆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来写《天香》中明代的上海，叙述的是上海的历史。而在写《长恨歌》时作者是深入上海之中的，她就在王琦瑶的那个时代，所以可以感同身受的去了解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这样说，《天香》是王安忆在《长恨歌》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更深入的剖析，尽管王安忆在她的小说中多次以上海为故事时代背景，但是这次有所不同的是，小说发生在晚明，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相距甚远，这是王安忆的一大突破。小说主要是写上海的历史，开篇就是从上海的形成及地势优势，《天香》写的是上海的源头，写的是女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王安忆以独特的上海叙事来为上海注解。而《长恨歌》是三四十年代后的上海，通过王琦瑶这个女人来写上海的日常生活，可能还和王安忆自己比较贴近。其次，女人和男人，《天香》里包含着夫妻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小说的主线，相同的是都把男人安排成次要人物，比如柯海的退缩、镇海的出家、阿潜的出走、张陛的去世，这样的安排让女人成为核心。再次，女人和历史，《天香》发生的背景是晚明，女人们当时是靠着刺绣为手艺的，平民们过得是男耕女织的生活，小农经济为主要生活方式。来`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