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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新闻评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主流，中国古代文化为依托的。在近代新评的发展史上，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文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都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一）古代论说文期
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政论家，而著名的论说文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在言论上被称作“古代论说文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孔子的《论语》、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等著名的论说文章，令后人敬仰。秦汉时期的论说文中，极具代表性的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李斯是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楚国人，他的《谏逐客书》是中国古代论说文中的一篇名作。列举出各种器物玩好，虽不是秦国产，但唯秦所用，以此与异国人才相比，说明其利害，极具说服力。除此之外，还有贾谊的《过秦论》,论说性很强，全文总结了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文章极具战国纵横家的遗风，指出秦代之所以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起义的力量不容小视，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抨击，统治者如果不施仁义，只能走向尽失民心，自取灭亡的道路。唐宋时期论说文的代表当推欧阳修的《朋党论》以及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学是新闻评论的源泉，早在古代论说文时期已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
我国古代论说文的内容，大多是关注政治时局和社会发展的，文章思文严谨，逻辑清晰，这一时期出现的名作，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对后来新闻评论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写作手法上，为后来政论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是中国新闻评论的源头。在内容上，古代论说文主要侧重的是“论”，这与我们所讲的“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论说文中的“论”主要侧重于推断事理，它要求的很严谨，要有可以帮助判断的证据，包括论据，论证等内容。而“说”是古代的人们用来劝说别人的一种形式。最初的时候，“说”是人们用来向君主觐见，献计策时的专用词，众所周知，自古至今，凡是与君主打交道，措辞言论都必须谨慎，因此，当时的“说”，一般措辞都很委婉，多数会引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效果，以达到劝说的目的。后来“说”从口语转变为书面语，演变成抒发己见的一种文体，由于这种文体的来源是口语，因此文体的形式也是自由活跃的，文体性质也是多种的。例如韩愈的《马说》，本是该用“论”这种文体的，但由于文章本身接近于散文，因此采用了“说”的文体。古代论说文的不断发展推动着文体的不断变革，为后来新闻评论的产生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影响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桐城派文论写作手法的影响
到了清朝末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处于对峙的状态。在当时的书面语言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有两种文体形式：一是八股文，八股文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用以选拔人才的一种文体，它严重束缚着当时的读书人的思想和语言创造力。第二种，便是桐城派古文。这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体形式，它摒弃了751朝的骈俪文风，追求得是简朴清淡。桐城派古文的义理章法是与尊明经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桐城派文论用词简洁明了，语言条理清晰，成为他们所创作的大多数政论性散文的一大特点。清末洋务运动官僚多数都是桐城派的古文大家，以曾国藩为领袖，其中还包括黎遮昌、薛福成、吴汝沦等人。这些领导者们通过提倡新学，翻译外国书籍等，措辞精确，论点鲜明，对后来新闻评论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文新派报刊的发展繁荣，确定了评论在中国论坛上的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新闻史上评论时代的到来。文新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发表的诸多时事评论，短小精炼，在题材、选题、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方面，都值得借鉴。梁启超曾写了一篇佳作《少年中国说》，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