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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不同党见报刊间的论争加速了评论体裁的发展
由于近代中国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迫，社会动荡不稳定，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文护着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完整。甲午战争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危机，纷纷起来反抗。1915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平台，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其功勋将永垂青史。1918年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进行实际政治斗争，影响颇大。
由于政治主张和观点的不同，革命派和保皇派进行了大大小小多场论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进行的辩论，双方主要是围绕是否应该进行革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等问题进行的辩论，这场论战进行了两年，最终以革命派取得思想领导权而宣告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全方位的宣传，深入人心。报刊的发行量也得到了扩大，并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同时驳论文得到进一步提升，写作水平和文章质量也大幅度的提高。除此之外，述评这种以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形式得到广泛应用。由《新青年》开创的“随感录”成了广泛采用的形式，甚至在一部分改良报纸上，政论也大为加强，有事占报纸主要地位半版以上。“专论”、“代论”、“事论”等形式名目繁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梁启超以及早期时评的出现
随着新闻评论在形式上以及内容上的不断进步，报刊言论开始进入新闻评论时期。梁启超作为文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继王韬之后，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一）梁启超“时务文体”的特点
梁启超的“时务文体”是和早期的古代论说完全不同的一种文体形式，相对而言，它属于创新型的文体形式。语言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和文言文混合在一起的形式，虽然没有完全变成白话文，但在当时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阅读方面进步了很多，是读者更容易理解。有时也将古今文化、制度作对比，但缺乏时效性。这种报章文体行文自由，表达顺畅，“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的“时务文体”政论中具有个人感情。
梁启超的“时务文体”不仅仅是中国近代评论史上在政治论说方面的里程碑，也是翻译报刊方面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设有专门的外文翻译，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它开设的外文翻译的版块，在外文报刊翻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当时的民众当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897年5月2日,《时务报》第25册刊出译文《无线电报》，这是无线电报第一次在我国出现，无线电报通过期刊传播的形式在中国开启了新纪元。” 首先，它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拓宽了人们的思想和见识。其次，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知识。他主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数十种报刊享誉中外，独领一代风骚。
（二）早期时评的出现
时评并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是新闻评论一开始出现才有的，报刊时评初现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处于封建帝制和民主共和转变之际。在不断变革的时代下，社会发展越来越趋于复杂化，观念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更加希望媒体为人们提供一个发表言论的平台，迫切希望拥有话语的平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于是便有了早期时评的出现。时评，就是对时事的评论，也就是人们对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通过报刊论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报刊文体的出现，成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也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心声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平台。在我国近代出现的时评明星不仅有梁启超，还有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等人，同时还有一些作家和知名人士，其中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3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的《申报》上就发表了一百多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