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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
尽管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错综复杂，但其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上把握：一种是广义上的，一种是狭义上的。广义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涉及到特定群体的信念体系，这种信念体系由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产生，带有自我约束与自我规定的性质。特定的群体将意识形态视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表达系统，为了文护群体的稳定，群体成员的叙事方式须符合自身的意识形态。群体内成员因为受到意识形态长期的约束与耳濡目染，因而产生特殊的知识和立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种意识形态给个人提供了某种已经成型的知识；潜意识里，个人的日常行为受一组习惯、准则行为规范的支配，这种习惯、准则、行为规范最初可能从家庭获得，而后来自于教育过程或其他社会机制的灌输，比如宗教等；但是，一旦人们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受“常识”支配时，这样的知识便基本上是理性的了，意识形态就代表约定俗成的常识，它是使个人和集体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
狭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意着与一种明确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价值体系，而是通常在政治语境下使用。它从单一的法律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生物学的原则的表象出发，这些原则所涉及的内容有诸如正义、平等或命运或优胜劣汰法则等等，用于掩盖或辩护特殊的政治倾向或实际政策的性质，尤其是用来隐藏权力斗争的本质。这种意识形态一般都是以国家作为背景，通过大众传媒向受众推广，这种推广往往是强制性的，带有抬高自我而贬低对手的内容特征。
2.3 本文所阐述的意识形态概念
本文所阐述的意识形态就是从广义的概念上去把握，而不是从某个方面狭隘的理解意识形态。它是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基本范畴和社会学、政治学范畴。
3 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构建机制
3.1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意识形态过程中，大众传媒首先充当的角色实质上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研究大众传媒构建意识形态的内在机理，就要弄明白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研究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从20世纪的欧洲传播思想之中寻找灵感。人们习惯将20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传播理论称为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又可以粗略的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视野；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媒介批判理论”，这一学派的学者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身份，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为依傍，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该学派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产生异化，造成了“单面社会”和“单向度的人”，文化、艺术等等也被商品化，形成了“文化工业”，即统治阶级操纵了文化传播媒介，使之成为一种工业，用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麻痹和控制群众，使人们对社会现实失去了批判的要求和能力，因而造成人失去人性。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寻求恢复人性、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道路。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大众传媒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形态霸权，社会大众在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及观念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从而忽视了大众在文化消费面前的主观能动性 。
但是，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却看到了媒介传递的意识形态在塑造公众的同时公众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民主力量。该学派的重要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运用符号研究的方法，将信息视为符号的组合，大众传媒对符号进行编码并传递给受众，受众根据自身情况和理解进行解码，在解码过程中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进行解码，此时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一致，主导符号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无意识的发生；二是采用协商符码来解码，解码者一方面承认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保留权利以更加协调的使这种主导解码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三是采用对抗符码解码，即解码者根据自身的情况，将信息读出和编码者全然不同的意义来。也就是说，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的依赖解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忽视的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一种强调或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