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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英敛之失去办报兴趣之后，先后历经王郅隆、新记等各个时期的动荡，多次被迫停刊，又受到当局迫害，但同时又不断的复刊，可谓是百折不饶、越挫越勇。
创刊伊始，《大公报》就将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为己任，不仅收录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纷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期盼着祖国可以得到振兴，是普通老百姓了解时事信息的重要窗口和途经。在民国的“四大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中位列其二。
二、《大公报》新闻标题的变迁
《大公报》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事实变迁，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参与其中，依靠媒介自身优势，它主张立宪制，阐发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媒体在社会生活变迁中的价值及意义。
（一）英敛之时期的标题特点（1902-1916）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说过，天津大公报有自己的特色以及各种创新言论，可以说是当时日报革新中的佼佼者。[2]《大公报》在英敛之时期主张君主立宪，赞成维新变法，宣扬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入侵。1904年1月16日《大公报》发表的不署名论说《读东报记日人某氏纵谈时局书后》中明确表示了其宣扬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入侵基本立场。称日本人想要联合国人一同抗俄，并非是在为替中国利益考虑，所以这种主张“断不可出自国人之口”。[3]《大公报》在这一时期有改革派报纸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改革派报纸。
1.标题内容推崇救亡图存、传播西方文化。
日俄战后，《大公报》担心中国“重则招瓜分之祸，轻则招凌辱之殃，”所以认为中国应该立即实行立宪改革之道，强兵强国，才可以不受其他国家的威胁，独立自主。[4]
1904年11月9日，《大公报》接连五天连载了《中外日报》的《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1908年8月13日、8月14日，又连续发表长文：《论官办铁路之恶结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充分的表露其爱国救国、关心民生的情怀。1903年2月17日，该报还发表了《书守旧维新之真伪论后》，指出：“苟欲求强国保种之道：第一当化其新旧之见，但问其能实心爱国、实力办事与否。无所谓守旧。无所谓维新。”表现了其对维新运动的思考。1903年10月9日，发表了《论造就国民为富国之本》，更是深层次的探讨了救国强国之法，宣传西方先进文化制度来改变国情。如此热心国家，殷勤社会的报纸实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