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文化建设视角下新昌调腔的传承与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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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致谢 12

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的，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也是一项艰巨的核心任务，它是保留和传承中华民族人民智慧结晶，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国策，也是维系国家稳定团结和统一的重要纽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集中在农村，使得农村成为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长和延续生命力的载体，也使得农村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优势，新农村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将新农村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两手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融入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既有利于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流失，也有利于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朝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新昌调腔的历史传承

坐落在浙江省东部的小城新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山城。新昌的文化底蕴深厚，单是戏曲便有多种：高知名度的越剧，诙谐幽默的布袋木偶；别开生面的紫云乱弹；戏本齐全的目连戏以及浓郁风情的滩簧和入情合时的方言话剧等等。在这众多优秀的戏曲中，有一种剧种却可以独领风骚，它便是新昌调腔。

新昌调腔是浙江省古老的汉族戏曲声腔之一，又称“掉腔”、高调和高腔，它以绍兴、新昌为中心，流行于越、台、明、温、严、婺诸州，被认为是明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的唯一遗音，为中国古老剧种之一，在戏曲界有“中国戏曲活化石”的美称。早在明代的时候，越地就开始出现了调腔。调腔一名最早见于明末清初绍兴人张岱《陶庵梦忆》：“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 张岱《陶庵梦忆》所提及的朱楚生，就是当时著名的调腔戏演员。而“女戏”则是指唱调腔的女戏子。

在绍兴，人们大多习惯把调腔称为高腔，调腔是一种“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杂白混唱，一唱众和，锣鼓助节”的曲牌体音乐。调腔开始流行时，主要集中在旧绍兴府、台州府所属各县和宁波、舟山、温州及浙西等部分地区。清初，新昌调腔进入全盛期，以杭州为中心向四外流传。曲牌体、唱腔有调腔、昆腔、四平，以调腔为主，并有帮腔，是绍兴地区唯一以南北曲为剧本。明末至清中叶，调腔和昆腔一起在绍兴地区盛行。清乾隆壬子（1792年），会稽鲁忠赓作《鉴湖竹枝词》，词云：“赐羽增封吐属新，行筋荐脯祷江滨，而今高调传于越，木石吴儿是后尘。”前两句是指调腔的传统剧目《赐马斩颜》、《荆钗记》等，后两句中的“吴儿”是指昆腔。从《鉴湖竹枝词》中，就能看出当时调腔的地位。清代中期，调腔依旧兴盛。到了同治年间，调腔班社的演出使其又掀热潮。同治乙丑（1865年），山阴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载：在咸丰、同治年间，绍兴有“群玉班”，新昌先后有“老凤台”、“凤舞台”、“大通元”，俗称有“十二副半”调腔班，从业人员共200人。可见，即便到了晚清，调腔仍旧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可是，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当时战乱频发，各地的调腔演出也随之逐渐减少。抗战时，艺人流散各处，新昌调腔曾一度陷于灭绝境地。直到新中国成立，政府为了挖掘和抢救这一古老剧种，在俞培标、王相成等业已改行的二十余位老艺人的带领下组建了调腔剧团，并举办了调腔训练班，通过整理和挖掘调腔传统剧目与曲牌，编写了《调腔曲牌集》、《调腔乐府》、《浙江戏曲传统剧目选编》等。通过演出一些调腔的经典保留剧目，新昌调腔才渐渐地得以重生。据了解，新昌调腔剧团是目前尚能演出元杂剧《西厢记》的唯一剧团。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昌调腔再次面临危机，新昌调腔剧团也只剩下了一块“空心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