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日昌与刘铭传治台方略的差异
丁日昌与刘铭传在台湾的防务建设和经济开发上既前后相继、逐步深化,又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但也因种种原因,二人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无论是表现在防御策略上,还是反映在治台重点中,其倾向性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治台重点——丁日昌注重民生,刘铭传强调练军
丁日昌始终认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他痛心“闽省牧令留心民事者百中无一”,所以他决心“加意整顿吏治”“否则民心一离百事瓦解”[5],至于台防就更谈不上了。丁日昌以雷厉之势先后革职查办了彰化知县朱干隆、噶玛兰厅通判洪熙涛、署嘉义知县杨宝吾、何銮等,还有其他文武官员或被贬,或被罢,当时台湾总共不过二府八县四厅,被革办的竟有一府三县一厅的长官,这无疑表明了丁日昌整顿台湾吏治的决心和魄力。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使丁日昌深知“尤为民累者莫如杂饷吏役籍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甚”,“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所以丁日昌决心将“所有港潭等项杂饷均应豁免以除民累”[6]。这样就缓和了当地的阶级矛盾,有利官民一致对敌。
刘铭传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大力推进与防务建设有关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非常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他强调“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7]。 因此,添购兵轮便成了当务之急,刘铭传赴台后多方筹款,相继购买了“威利”号、“威定”号、“南通”号、“北达”号、“前美”号、“川如”号等兵轮。同时,为加强防守,刘铭传又主持改建了沿海各炮台,但除了要有坚实的炮台,“尤须炮利”,因此他主张筹购和自造大批枪炮,以节省经费。到光绪十四年,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5海口共造炮台10座,并且配备英制阿马士庄大炮31尊,还配置了水雷。此外,刘铭传又在台北建造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军事工业。又在大隆同设立火药局,以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在基隆和沪尾两地设立水雷和水雷营,制造和安设水雷。至此台湾自制枪炮使台湾的军需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从而极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台湾的防务力量。
(二)军事部署——丁日昌重台北,刘铭传重澎湖
台南平原开发较早,自古以来就是台湾的农业中心,人口密集,台湾府城也设在台南。而自从鸡笼开为通商口岸以来,因港口深宽远远优于台南安平港,煤矿的开发,工商业的兴旺,使台北地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丁日昌卓有远见的看到“台湾矿利皆聚于台北”,又看到“外人心目所注亦在台北”“鸡笼口岸宽稳,可泊大号兵船,又有煤炭可资船用”,且“有险可守,实扼全台形胜”[8],在他的努力下,清政府改设台北为府治。丁日昌以台北为中心加强炮台,整军练兵,定下重点防守台北地区的台防方略。
而刘铭传则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他认为:“全台各海口,大甲以南至凤山,沙线辽澎湖阔,兵船不能拢岸,远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设防较易。而大甲以北,新竹一带海口纷歧,直至宜兰,至远不过三五里。基隆、沪尾虽能停泊兵轮,尚多山险,如有水雷巨炮,设防尚有余力。惟新竹沿海平沙,后垄中港皆可出入3号兵船,地势平衍,全恃兵力,颇难着手,然犹较胜于澎湖。[9]”因此澎湖 “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10]” 为此,他令台军精锐驻守在澎湖,将守将衔由副将提升为总兵;并将台湾当时仅有的一艘“海镜”号兵舰专供澎湖驻军差遣,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又增设炮台4座,配备利炮;他还在澎湖妈宫依山凭海处构筑城堰,等等。这一系列防务建设,大大地增强了澎湖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丁日昌建设台防的基础上,刘铭传基本上建起了陆地、海口、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这不但加强了台湾防务的稳固性,也使台湾的防御空间大大延伸。 丁日昌与刘铭传治台方略之比较(4):http://www.751com.cn/wenxue/lunwen_25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