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的收藏往往反映了其独特的审美品位，而这些收藏势必会影响到藏家的取法途径，他的书风发展和其收藏经历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他的书法艺术大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早期专攻行楷，以魏碑为基础，取舍变革，并参入篆、隶、草法，开拓了苍劲峭拔的书势，在沉着洒脱的笔法中，呈现出豪放磅礴之气。他的晚期之作更为精湛，形美笔简，仪态万千，出神入化，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 在融汇章草、今草、狂草各体和广泛吸取历代大家精髓的基础上，首创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书”。

1.2“鸳鸯七志斋”藏石概况

“鸳鸯七志斋”为于右任先生的斋号之一，其藏石是于右任先生在民国期间搜集的汉至宋代石刻墓志的总称。其中大多数是北朝墓志，在“鸳鸯七志斋”里所收藏的墓志，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洛阳，极少数出土于安阳等地。文献综述

关于“鸳鸯七志斋”斋名的由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一名书法家，于右任对清末民初洛阳地区出土的墓志颇为喜爱。在他的影响下，时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鈁[ ]也酷爱书法与收藏，尤其对唐代墓志情有独钟，闻名于世的“千唐志斋”[ ]就是其收藏之所。由于于右任的家乡陕西是唐代墓志的聚集地，而张鈁的老家河南洛阳则经常出土大量汉魏刻石。由此，二人间的收藏便可形成互补。于是，在友人的撮合下，二人达成“金石盟约”，即“盖其后凡出汉代石刻及北魏墓志皆归于右任；凡出唐代墓志则全归张钫。”[ ]由于后来于右任就任国民党的重要职务，更加方便了其为张鈁收集唐代墓志一事；而张鈁家世显赫，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为于右任收集汉魏石刻一事竭尽全力，多方疏通。经过长时间的收藏，并在张钫的帮助下，于右任收集到了包括汉代刻石，北朝墓志等总共约三百多种涵盖了篆书、隶书、行书等书体。其中包括来自洛阳古墓的七对名将显宦夫妇的“鸳鸯碑”很是传奇，于是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这便是其斋名的由来。

当整修碑林工程结束，“鸳鸯七志斋”藏石被安置在第八陈列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而且局势日益严重，日军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频频空袭。这批藏石刚刚有了一个归宿，又要同其他碑林藏石一样，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灾难，在对碑林重要藏石采取保护措施的同时，也于1940年6月将“鸳鸯七志斋”藏石的大部分挖坑深埋于碑林东院，以防不测。所幸日寇的铁蹄终究未能踏进潼关，藏石完好无损地度过了八年抗战。

关于“鸳鸯七志斋”藏石的价值，用于右任先生的话说就是：“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补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途经,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