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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挺累的，刚来时为了赚钱经常申请加班，现在虽然不加班了，但是现在这活比较累，要求比较高，一天经常要站八个小时，而且这活也比较枯燥，有时候感觉挺乏的，我以前不抽烟，现在也抽上了。我下班一般回家，偶尔也会与工友在外边喝个酒，不过没带回家喝过酒，我们这有几个湖北的，但也不熟。（访谈中经常会有工友过来调侃）我以前与厂子是一年签一次合同，现在改成五年签一次合同，像养老保险什么的都会交的，退休后能拿到两千多。我打算现在这种活再干五年，然后在厂里申请找个轻松一点的活，一直到退休。虽然累，但是挣得钱多，以前没干这太穷了，现在也买了房了（旁边一位工友下班了说他现在混得好啊，女儿嫁人还要找个昆山的）
案例分析
在市区的好地段买了房，最近三个月平均收入四千多，一家人平均每月存款八千左右，医疗社保各种保障齐全，如此种种皆指向的是一种好生活。坦率而言，基于上述的各种指标，案主的生活与同厂的工友相比确实是较好的。但是这种相对较好的生活是如何得来的呢？与厂内的各种不同工种相比，案主所干的活是最为辛苦的。工友中和他一样年纪或更为年富力强的大有人在，他们为什么不也干这种最累的活而挣更多的钱呢？整个厂案主从事的这种工种只有一套设备，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人来承担这种最累的活，可以说这是厂方的制度结构所存在的桎梏，这种机会结构或渠道的狭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是市场供求决定的理性设置。但为什么是案主占据了这个位置而不是其他人呢？这就涉及到个性的问题了，据案主的说法，他在该厂干了八年，最初也不是干这个的，后来转到该工种，虽有厂方的建议推荐，但最为主要的还是自己的争取，而其他工友则没有要干这种最累的活的热切需求。可见，是否干最累的活赚最多的钱，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个人的追求与意愿。
案主称厂里虽有湖北老乡，但却不是很熟悉；虽时有和工友一起喝酒尽兴，但从未邀约到家餐；工作间隙虽有和工友闲谈，但并没有交心的朋友；虽然一个月能有三四千的收入，但却要每天站八个小时干乏的工作。总而言之，案主虽然坚守了八年，生活也方面也比从前好了，但是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很惬意，工友关系也不是很熟络，可以说除了比自己过去挣的钱多之外，案主在这种劳动中的状况并没有比其他的工人好，不管是本厂的工友，还是诸如富士康之类的工人。那么问题或疑问就出现了，案主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富士康“跳楼门”的事件，也没有出现忧郁焦虑之类的困境呢？原因自然不甚枚举，但最为关键的无疑是这样一个事实。案主在劳动和生活中感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感觉到了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感觉到生活中还有责任要去担当，还有希望可以去期待。对案主这样一种人到中年而且来至外地农村的人来说，在当地有了自己的房子、家人共同生活而且皆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每月能有三四千的收入和近八千的存款、自己和家人都身体健康、干着厂子里虽苦却让人羡慕的工作，如此种种无疑使得来自外地农村的案主感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存在的意义。家中一儿一女，虽皆有安生立命的工作但却都尚未婚嫁，为人父母儿女的嫁娶大事无疑是他们将要去担当的责任，儿子女儿皆有娶当地媳妇嫁当地郎的意向，夙愿达成儿女便皆有归宿可谓扎根当地从此生生不息了，这无疑是为人父母的一大期待。
总而言之，种种的迹象和事实皆指向了这样一个主题，即人及其存在。在马克思等一些学者看来，劳动的本质是人的本真性存在方式，然而异化之后的劳动却仅沦为人谋生的一种手段，甚至成为划分人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的一种指标，金领、白领、蓝领、公务员铁饭碗等等社会上流行的词汇无不是这种劳动异化的写照。而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劳动的种种社会问题无不是和异化劳动对人的宰制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上述这些事实和分析指陈了实现体面劳动理念所应关切的焦点所在，那就是如何复归劳动的本质，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所应取道的方向便是关切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实现及其责任和希望的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