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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时期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变迁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集聚的有机组织形式。作为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不仅仅是被动的活动载体，更是具有独立社会性格的有机体。正如“古代世界的城邦不能只是理解为人群和事件的集合，它有自己的空间实践，因而会建构其自身的适用空间，有其特定的中心，如市民集会辩论的集市、神庙和竞技场等”[7]31。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伴随着社会生产而产生发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都会塑造出自己的空间，即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泛的，“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8]121。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物质形态，而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同时作为社会的原动力而存在。“一般来说，一切社会关系、力量和过程，都有空间性的存在，都有空间化的表现，生产关系、财产关系藉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7]349。空间既可以作为社会生产力来发挥动能，可以作为社会商品在生产中被消费，也可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力量来建构与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快速扩张与发展，空间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源`自,751.文;论"文'网[www.751com.cn城市中心区域被商业占据,居民被驱逐到城市边缘地区，城市的日常休闲空间也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场所。资本发展的需求将社会资源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而将社会集体消费的投资压到最低，而劳动阶层则希望提高其生活水平,满足其生产和消费需要，急切要求加大集体消费在整个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因此, 在集体消费建设所推动的城市空间生产中,充满着资本家资本积累与劳动阶级个人消费之间的斗争”[9]99。这就使得资本利润和居民需要、空间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逐步加深并形成了城市空间的矛盾状态。在原有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城市空间开始扩展分化，传统的城市功能被破坏，城市空间形态崩溃，新的城市空间衍化而生。
新的城市空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衍化而生，并从属于资本主义逻辑（为剥削劳动力以牟取利润而生产）。传统城市是社会文化中心，是日常生活关系生产的地方，它凝聚着文明的力量和文化。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主义的腔调说，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形、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10]139。芒福德也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至于其它所有的东西，包括艺术、政治、教育、商业，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突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11]。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城市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建立全球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而这种全球变革也使得城市空间属性开始发生转变。正如马克思所预言，资本主义时代必将迎来一系列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必将推动生产、生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转变，从而进入新的城市化进程。新的城市高度凝聚人、财、物等社会元素，它不仅仅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生产的物质环境，更多的为资本积累和扩张而服务，成为了资本主义推动自身发展和维护主导性地位的社会空间。在这种空间体系之下，生产方式的过渡转变必然带来新的空间产生，而这种空间变革也深入到了生产关系和人的行动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