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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矛盾处置难度加大
当前，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处理难度加大。
1.群体性事件一般有较多的人参与、而参与者的情绪又较为激烈，因此，事件一旦爆发，不仅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且很难处理，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的警力来平息事态。“据香港《大公报》披露，1994-2004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万多起上升到了7.4万 多起，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骤增到了376万人次，均增长了4倍多。”[1]
2.政策性问题难以落实。一些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带有全局性和政策性的共性问题，并不是依靠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基层矛盾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即使是查实了，也只能依法罢免或组织外处理。
3.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中许多矛盾往往相互联系的，处理完了甲的问题很有可能马上又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经常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
4.历史性积案难以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跨越的时间太大，导致在解决过程中连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更别说想要彻底解决了。
二、我国社会矛盾的生成机理
（一）社会政策调整中利益格局的转变加剧了社会矛盾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是极为重要的，每一次社会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不可能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获益，因此，没有受益的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在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相应的补偿，由于政府财力的匮乏，这些合理补偿无法得到满足。政府机构内部层级臃肿，权责不明，办事推诿，有些人甚至不负责任，不讲原则，无视规矩。有的对上访者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提议久议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暧昧，听之任之；有的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从而最终造成了一些社会成员同政策制定及实施者之间的矛盾。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几乎没有市场和社会，所以利益格局相对比较简单，利益冲突也不明显。而在改革之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伴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动，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变的多元化、多层化，因此也更加复杂化。而这些经济政策中，一些立法的更新没有跟得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政府、企业或个人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引导，导致行为的随意性，容易引发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些政策法规对群众利益考虑不够充分；有的政策法规带有浓厚的部门利益，未能充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系列都将导致社会各阶层、个主体之间的需求不断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
（二）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在现代化进程中，整个社会想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把发展重点放在城市建设上，对乡村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结果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了城乡、区域发展的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政策更主要的是追求效率，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是先富起来的是否做到了带动后富呢？根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3.13倍。虽然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收入差距，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则会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产生不满。邓小平说过，如果富得越来越富，穷得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